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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外交档案》

本书作者:徐京利著

出版社:中国档案出版社

2014-06-10 星期二

    内容提要

    《解密外交档案》由徐京利著,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跌宕起伏的外交斗争,当一切成为过去,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案卷。

    2004年1月外交部宣布部分外交档案向社会开放,历史撩开了它神秘的面纱,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重新撩动起人们的心弦。

    本书利用解密外交档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建国初期外交风云的历史画面:从拥有1 70多人的外交部的成立,到第一批兵团级“将军大使”的选派;从美国间谍案引发的外交较量,到“紫石英”号事件和中英”马拉松”式的建交谈判;从往返纽约100小时航程的中国政府特别代表联合国之行,到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三封急电火速来中国斡旋;从日内瓦会议中美代表尴尬的握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包机的不归之路。作者以详实的材料,轻松的笔法,为读者解析了激荡的外交和厚重的历史。

    引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一个国家为了主权和利益而施展其智慧的历程,而外交档案则是对这一历程的最直接、最真实的记录。

    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的外交风云,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外交档案作为历史的沉淀,将昨天的故事尘封进一个个厚重而神秘的案卷之中,成为历史的永恒。

    2004年1月16日上午,外交部非常低调地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的揭牌仪式。一个小小的仪式,却传递出一个让国内外公众十分瞩目的信息。在随后的几天里,国内外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个同样的消息: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外交档案首次向国内外开放。

    此次解密开放的是外交部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外交档 案,有一万多件,开放比例达30%以上,比较完整地为我们展 现了建国初期的外交风云和历史画面:

    从拥有170多人的外交部的建立,到第一批脱下戎装的“将军大使”的选调和派出:从周恩来作为外交部长发出的第一份公函,到“文装解放军”的组建;从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份国书,到第一次建交高潮的来临;从“紫石英”号事件的兵戎相见,到中英“马拉松”式的建交谈判;从司徒雷登“赖”在南京,到美国间谍案引发的外交较量;以往返纽约一百小时的中国政府特别代表联合国之行,到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三封急电火速来中国“斡旋”;从日内瓦会议中美代表尴尬的握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不归之路;从领事、礼宾,到条约法律……

    长期以来,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外交是神秘的,外交档案就更加神秘。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全球化进程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在急剧缩小,国际间的交流和互动空前频繁,即使是地球最偏远的角落,也不再是传统意义的世外桃源。外交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近,关系越来越密切,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某一个事件,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因如此,人们对外交的关注空前高涨,中国的外交战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换,能源危机、美国大选、伊拉克局势,已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外交已不再仅仅是外交家的外交,作为外交活动历史记录的外交档案走出深闺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当部分外交档案解密并向社会开放的消息见诸报端和网络的时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有评论说,外交档案解密、开放本身,是中国政治民主和文明进程的反映,表明国家更加重视国民的知情权,是中国外交更加成熟、自信的标志。其实,外交档案即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要为社会公众服务,这才是外交档案开放的真正目的。

    随着这些外交档案的解密和开放,外交开始撩开它神秘的面纱,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有些传说几乎尽人皆如,但实际上却是以讹传讹,正如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等,都随着首批开放的外交档案,而给出了最为真实可靠的答案……

    摘编内容:

    “末代大使”的徒劳

    傅泾波致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信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位先生大鉴:

    别后久疏音候想念,现大局已趋近了结之日,今谨就日前与司徒先生谈话简录两点,与诸先生共研:

    (一)国民政府到如此田地,为迷信武力,失却民 心,希望诸先生以收揽民心为先决条件。

    (二)美国之所望中国者,为主权上能独立,政治、经济与文化上能自由,今日举国渴望和平来临, 弟亦翘盼能得早日解决,即颂安好。

    此信是美国驻国民党政府“末代大使”司徒雷登的秘持傅泾波于1948年1 2月1日写给周恩来等的信。通过我驻香港的地下党转交至中央。信是按照司徒雷登的指令写的,其中透着无奈,也透着美国人的虚伪。

                                                                 傅泾波敬上

    “末代大使”司徒雷登

    在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个颇具代表性的人物。

    司徒雷登一生大部分的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前前后后加在一起有56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他既是一个中国近代历史的见证者,又是美国对华侵略战略的忠实执行人,而从政治生命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个悲剧性结局的人物。

 
司徒雷登17岁摄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西德尼学院

    司徒雷登的父亲是美国南长老会的传教士,1869年到中国传教士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降生在中国杭州。

    司徒雷登从小生活在中国人当中,整天跟中国孩子玩耍在一起。他天资聪明,不仅学会一口流利的杭州话,同时他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使其自身气质当中融人一种

    东西合璧的味道。对身边的一切怀有浓厚的兴趣,加深了对事物的了解,这为他以后几十年的在华生涯打下了基础。

    11岁的时候,司徒雷登的父母送他返回美国,进入一所公立学校的五年级读书。之后,按照父母的意思,他进入美国汉普登一西德尼学院攻读神学。1902年毕业以后,司徒雷登开始从事神职工作,随后受封为牧师。

    1905年,司徒雷登29岁,他以南长老会传教士的身份重新回到中国,秉承他父亲的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教。他通晓中文,又非常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使他如鱼得水,在众传教士中表现得异常活跃,也特别引人注目。

    1908年,司徒雷登应聘到南京金陵神学院讲学,担任《新约》希腊文讲师。

    在当时,金陵神学院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它由美国人控制,是中国当时神学领域的最高学府,在这里任教,必须具有相当的神学造诣,这同时也是在神学领域里地位的象征。三十出头的司徒雷登能在这里拥有一席之地,可见其神学造诣不浅。

    当了两年讲师之后,司徒雷登出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不仅使他在教会里的地位大大提升,同时,为他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

    其实,司徒雷登的志向绝不是仅仅当个传教士,他一直十分热衷于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并一直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中国的材料。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金陵神学院暂时停办。司徒雷登转而担任美国合众社驻南京特约记者。他利用记者的身份经常同孙中山等人接触,利用这些机会,他搜集了不少各方面的情报,几乎每天都要向美国当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形。

    也是在这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军阀、政客。

    1927年司徒雷登认识了蒋介石,也就是在这一年,蒋介石因为跟宋美龄结婚,而信奉了基督教,并且表现得非常虔诚。

    蒋介石是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不过,他表面上的虔诚,却让司徒雷登很感动。从此以后,俩人经常来往,关系一直非常密切。这也成了司徒雷登日后的政治资本。

    传教活动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下层社会有了很深刻的了解,而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同各方社会名流的交往,则使他对中国的上层社会、官场内幕、军阀政客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如指掌。同时,司徒雷登也学会了一套游刃其中的本领。在外人看来,他是个文人、牧师,显得

    很是儒雅、温和,所以,当他以推进中美友好的名义四处活动的时候,就很受各方人士的欢迎。广泛的社会关系,使他的身价大大飚升,这为他以后被美国政府看中,并在中国从事政治活动做好了铺垫。

    若干年后,当司徒雷登从南京北上到北平时,他俨然已是一位致力于中美和睦关系的著名友好人士了。

    从1919年起,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他以校长之名分,将不少知名的知识分子收归门下,又利用他们,同军阀、政客、社会贤达建立起了更加广泛的社会联系,编织成一

    张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据说,司徒雷登担任校长之后,有一次为了学校募捐,找到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当时还不太清楚司徒雷登的底细,就问:“你来看我有什么事?”

    司徒雷登说:“我是来找你捐钱的。”

    孙传芳哼哼鼻子给了一百块,过后听说这个人可怠慢不得,于是又赶紧派人给送去了两

    万块钱。

    事情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的影响之大。

    当时,在不少人的眼里,司徒雷登神通广大,简直是上天人地无所不能。除了中国各界,他同美国国内各方的关系也非常紧密,当时他每年都要回美国为燕京大学募捐,这不仅让他在燕京校园赢得了好名声,也因而使他同美国工商界关系十分的密切。且把蒋介石的条件带给日本人。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成为交战国。

    就在同一天,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队带走,沦为阶下囚。此后,他在北京协和医院里被关了三年多。

    当时有传说,美国政府曾向日本政府提出,希望能用日本战俘来交换司徒雷登。

    日本人看好司徒雷登的身价,答应交换没问题,不过要按五百比一的比例,用一个司徒雷登换五百个日本战俘。美国政府不是傻子,自然不会接受日本人的这个苛刻条件,做这种赔本的买卖,结果司徒雷登只好继续关在那里受苦,直到日本投降后才被放了出来。

    此传说真假也无从考证,但同样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司徒雷登当时的声望和影响确实非同一般。

    1945年11月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后,这个位子一直就空缺着。由什么人接替,很让美国政府费脑筋。

    美国始终是想用它的影响和渗透力来掌控中国,驻华大使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是个可以堂而皇之地实施这种意图的主要角色,其人选非常重要。

    当时美国政府曾经有三个人选,最后经马歇尔极力举荐,美国政府于1946年7月任命司徒雷登担任此职。

    作为一个毫无外交经历的人来说,能一跃成为国家元首的代表,这足以让司徒雷登感到得意和荣耀。

    解密档案中记载有一句司徒雷登在谈到他出任大使一职时说过的话,足以显示出其当时的得意之情:

    自己无政治背景,无党派关系,无资本家支持,做驻华大使,纯因熟悉中国情况。

    这里所谓的“熟悉中国情况”,确实非他人能比。

    自1946年7月到1949年4月,司徒雷登当了两年零九个月的驻华大使,不仅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巨变,也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难受和尴尬的一段时光。

 
1946年,司徒雷登和蒋介石在江西省庐山牯岭会谈

   从1947年夏季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当时司徒雷登看到,“中共的攻势很少遇到抵抗”,大量的美国装备落人解放军手中,特别是沈阳解放之后,司徒雷登更确定,

    国民党“在军事上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

    他在给美国圄务院的报告中说:

    “共产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战斗力和士气降低。他们正稳步地改良组织和训练,官兵同甘共苦,为理想而献身,抛弃一切自私的野心和个人享受。”

    至于国民党方面,司徒雷登沮丧地说:

    “国民党内充斥腐化和反动势力已是尽人皆知”,分裂和腐败“已成为政府过去几年中行动的特征”。

    他断言:国民党的“政治与军事的崩溃正接近早已预料的高潮”, “而且如果要避免共产党控制全中国,便须另找解决办法”。

    司徒雷登所谓另找办法,就是想由美、英、法、苏等国出面调解,促成国共和谈,最终组成非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

    档案记载,1948年11月,司徒雷登同蒋介石进行过一次交谈,劝蒋介石跟共产党和谈:

    沈阳解放后,司徒曾对蒋表示:彼以外交官及中国友人的地位,认为当前局势不堪再战,应该速和。

    蒋介石反问:毛泽东要打怎么办?

    司徒说:有两种可能。一是毛接受和平,一是拒绝。但如和平由蒋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发动,而由毛泽东拒绝,那时全中国全世界都会同情蒋先生及国民党。美届时更可以在国际上为蒋先生说话。

    蒋不听。

    司徒说:战既无力,和又不能,前途很危险。

    无结果而散。司徒乃于十一月中旬向美提出“拖” 的方针。

    这以后不久,司徒雷登约了当时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谈话,他向吴贻芳透露,他准备向华盛顿提出建议,无论局势如何变化,他仍然要留在南京。

    他的这个想法在后来得到了印证。

    美国人静观待变

    1949年1月1 8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驻南京大使馆,通知国民政府决定迁往广州,要求各国使馆随同前往。英、法等国的大使接到通知后,不知道是否该按照通知要求迁往广州,于是匆匆前来拜会司徒雷登,讨要对策。

    司徒雷登认为“现在国民党和是投降,战亦无法,美只好暂时观变”,表示他不会随国民政府南迁,要留在南京,观察形势。他希望英、法等国大使跟他采取同样立场。

    司徒雷登此时的想法是,中共夺取政权之后,一定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西方各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中共讨价还价,逼中共让步,从而获得最大的利益。

    司徒雷登的这个想法得到英、法大使的认同,他们当即表示,愿意跟司徒雷登采取一致行动,将请示本国政府,要求留在南京观察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几个人随后又对当时中国的局势、战争进展情况,以及对中共新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进行了磋商。

    国民党政府得知司徒雷登不愿迁往广州,既感到慌张,又觉得很没面子,于是紧急制定对策,千方百计要劝司徒雷登南迁。

    为了能说动司徒雷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何应钦出面,低三下四地请求司徒雷登务必要随国民政府南迁。

    国民政府外交部代部长叶公超在撤离南京之前的危急时刻,还亲自跑到司徒雷登的宅邸苦苦劝说。

    但是司徒雷登主意已定,这些国民党大员的请求、劝说自然不会奏效。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当然是出于对美国在华利益的长远考虑,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这里面也有他个人的小九九。在他看来,如果这样就走了,实在不太甘心。

    当初,在美国“调停国共冲突”失败的关键之际,他被马歇尔看中,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他本来是想利用自己所谓既是“官方代表”,又是“友好人士”的特殊身份,加上自己几十年来在中国打下的根基和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为消灭共产党,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最终实现美国对华战略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没曾想,国民党不堪一击,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惨,这让他实在是心寒。

    在伤心失望的同时,司徒雷登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他认为,自己如果跟着国民党逃跑,依国民党的败势,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相反,如果留在南京,当美国政府想同人民政权接触的时候,他便可从中发挥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一旦美国承认新中国,他自然可以继续出任驻华大使。

    1949年3月10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留在南京,相机同中共方面接触,电报说:

    阁下:我谨请求授权予我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讨论美国与中共之间的一些问题,以期达成彼此了解。至于这一会谈何时安排、如何安排,则由我相机而定。……我并不幻想我或其他某个人能影响中共的政策,使之有较大范围的宽容因素,那只是一种天真的空想。

    但是,鉴于目前问题的迫切性,此番努力是值得的,它至少使我们探明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的程度。

    ……

    4月12日,眼看着南京解放在即,司徒雷登又匆匆给美国

    国务院发电,提出三种对策:

    一、接受国民党李宗仁的请求,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去广州;

    二、置国民党的请求于不顾,联络其他各使团, 滞留南京,以观形势;

    三、在南京尚未被解放军占领之前赶紧离华回国。

    司徒雷登强调,他本人倾向于第二方案,留在南京。他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

    他认为:“共产党一旦横行于长江中下游城市,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会对共产党有所影响,这将使他们颇为棘手”,他也考虑到:“留在南京也可能被共产党地方政权置之不理,嗤之以鼻。那时即可将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党”。

    司徒雷登可谓是老谋深算。

    美国国务院迅速回电,同意司徒雷登的方案,命他留在南京,选择时机同中共方面接触,打探对美政策的虚实。电报还专门提醒司徒雷登,对他的这番行动必须严格保密,不得走漏风声。同时,要他跟中共谈话的时候要有所保留,特别是要降低调门,绝对不可以用“报复”之类带有威胁口吻的话。

    有了上峰的指令,司徒雷登像吃了定心丸,任凭国民党方面如何火烧火燎地催促,他躲在南京城里就是按兵不动。不过,美国人并没有把宝全部压在新政权方面,美国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脚踏三条船”的政策。

    司徒雷登在南京不动,但是却派了参赞克拉克带一部分人去了广州,而同时,他的驻华公使默钱特则受命前往台湾。英、法等国使节效法司徒,也都仍旧滞留在南京城内。倒是苏联大使馆随国民政府迁往了广州。

    其实,除了司徒雷登之外,其他那些留在南京的“外交代表”们也都有各自的小算盘。

    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份报告中说:

    我们已经得知最近的迹象表明:正处于无所事事和身份不明状况下的各国大使开始变得按捺不住了,

    有可能乐于寻找机会承认共产党中央政府。……我的加拿大和荷兰同行都向我表达了他们要留在南京的愿望,并且希望尽可能快地被新的中央政府所接受。的确,如果使团的主要成员留在南京,从个人角度考虑,他们也无疑希望通过及早承认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我觉得,现在使团的一些主要成员提出的对华政策建议不可能不掺杂个人的考虑。

    司徒雷登留在南京不走,其意图国民党当局是心知肚明,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眼看解放军渡江在即,国民党政府感到,如果再打下去,恐怕连半壁江山也保不住了。情急之下,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亲自出马,吁请美、英、法、苏等大国出面调停。

    此时美国已经看到,自己出面只能是自讨没趣,在当前形势下,中共不可能接受所谓的“调停”,让苏联出面参加调停的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此,美国人对国民党的呼吁反应非常冷淡。

    苏联方面就更是如此。当李宗仁在广州召见苏联大使罗申阐明意图之后,罗申的回答多少带有几分挖苦的味道,他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我亲爱的总统先生,中国永远也不会断绝同美国的联系,苏联能为它做什么呢?”

    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令,司徒雷登向南京政府转达了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在目前形势下,试图扮演调解人的角色,不会取得任何有意义的成果。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也向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表示,苏联无意接受南京政府的请求。

    1949年4月23日,司徒雷登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南京城防,南京宣告解放。

    对于新政权来说,南京的解放,使外交问题变得更加现实、敏感。解放大军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上所向披靡,但对于外交却不熟悉,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中共中央对南京解放后可能出现的外交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准备,并且研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指出:

    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于苏联及新民主国家的领使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因力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不同的,故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亦应根本上不同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人民国家,现在和它们尚和其他外国一样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故我们现在和它们的在华,外交机关之间,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来往,其所属武官同。

    解放军一进南京城,司徒雷登和那些留在城里观望的原外交官们便迫不及待地四处打探,探听我方的外交方针政策,想摸我们的底牌,并且千方百计地想同新政权建立联系。对于新政权方面,司徒雷登虽然还没有机会正面打交道,但是,他已经感到,中共对美国等帝国主义的强硬态势,特别是当沈阳发生解放军军管会收缴原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电台一事之后,司徒雷登的这种感受就更加强烈。

    与此同时,这些享受惯了“外交特权”的人们,仍自恃自己是“外交人员”,放不下架子,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给人民政权出难题,添麻烦。

    针对当时的情况,4月25日,也就是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以刘伯承、邓小平为首的总前委,对南京解放后将会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主要内容是:

    对驻在南京的原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军管会及市政府要以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为理由,不承认他们的外交地位,不和他们发生正式的外交往来。对他们的馆舍和人员安全,要给予保护,不得侮辱;对那些所谓的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不主动理睬他们。如果他们来找市政府,可以把他们当作外侨,由外国 侨民事务处接待,听取他们的意见;各国在南京的记者及通讯社仍可发稿,各原大使馆的电台乜暂时允许其发电报跟国内保持通讯联系:

    对于各原大使馆、公使馆的警卫人员和武器装备,如果在他们使馆范围内,可以暂不干涉。如果这些人要出来活动,则不允许他们穿军装。

    ……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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