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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蔡元培诞辰150周年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后时光

作者:张建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1-05 星期五

前往香港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留影。

    1937年11月29日晚7时,71岁的蔡元培在丁西林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艘外国邮轮抵达香港。此时,“八一三”淞沪抗战刚刚结束,上海已经沦陷,众多机构不得不向西南内地搬迁。这里面,也包括国立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下属的10个研究所及总办事处。

    蔡元培作为“中研院”院长,本打算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前往重庆,与已经撤往那儿的“中研院”总办事处、史语所傅斯年等人会合。然而,本就身体不佳、年老体弱的他,经不起长时间的颠簸,到香港后便不能再长途跋涉了,暂住在香港商务印书馆临时宿舍,开始养病。

    一个月以后,蔡元培夫人周峻也携子女来到香港,一家人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

    此后的两年时光,也是生命结束前的最后光阴,蔡元培化名周子余,深居简出,专心养病,尽量避免参加公开活动。然而,由于他是国人所望的伟人,还由于他仍担任要职,更因他心系国家,所以,这最后的时光中,他仍然牵挂甚多,展现出令世人景仰的人格魅力。

为什么不能远离

1921年8月,蔡元培(中间坐者)率中国教育代表团到美国檀香山出席各国教育会。

    “中研院”系民国时期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由蔡元培等人筹备,目的是致力学术研究,促使中国在知识上得以大幅度提高,乃至可以与西方学术界角逐争胜。1928年4月10日,蔡元培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蔡元培早在1912年即担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又于1917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扭转了中国的命运。他也因此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所以,即便限于财力、人力等多方限制,“中研院”最初只设置了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气象等4个研究所,但从1928年到1937年,通过蔡元培等人的努力,物理、化学、工程、历史语言等10个研究所相继在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规模日盛。只是,随着日寇的入侵,“中研院”各所面临被战火侵吞的危险,不得不走上前途莫测的搬迁之路。

    淞沪会战爆发时,蔡元培强撑病体,指挥和组织上海3个研究所向内地搬迁。而各所所长多有不愿意去重庆的,蔡元培尊重大家的意见,除总办事处与气象所搬迁重庆外,其他各所可以自定去处。如此一来,昆明、桂林也成为迁移的目标,事情也便多了起来。为此,蔡元培不得不操更多的心。即便在香港养病,蔡元培仍然随时接收各处、所的行踪报告,时刻关注和指导着他们的安置情况。

    种种问题接踵而来,千头万绪,需要梳理。1938年2月28日,在蔡元培的召集下,关于“中研院”搬迁的一个重要会议在香港酒店举行。总干事朱家骅以及丁西林、竺可桢、李四光、傅斯年等各所所长都出席了。蔡元培主持会议,确定了战时院务的众多重大决定与生存发展策略,大家统一了思想,士气昂扬。

    不过,“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的人选问题,令蔡元培很费心思。被蒋介石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曾多次要求辞掉总干事一职,均被蔡元培拒绝。这次到香港,朱家骅又一次以将出任驻德大使为由,请蔡元培另请高明。蔡元培虽仍不同意,但也不能不考虑新的人选了。

    3月,蔡元培邀请任鸿隽一起午餐。任鸿隽曾为四川大学首任校长,能力很强,但他事务繁忙,所以时机并不成熟。9月,等朱家骅又提出辞职时,任鸿隽的事务也基本安顿下来,蔡元培正式邀其继任总干事。任鸿隽深知“中研院”情况复杂,虽答应帮忙,但要求到桂林等地视察后再决定。可是,蔡元培认为已不能再拖了,最终说服了任鸿隽,通电宣布其出任总干事。

    蔡元培慧眼识才,任鸿隽则不辱使命。在“中研院”搬迁安置最困难的时期,任鸿隽通过自己在四川等地的人脉以及非凡的工作能力,促使“中研院”各所成功地安顿下来,并不间断地产生科研成果。而蔡元培也始终关注着“中研院”,并对搬迁工作进行了总结,鼓励同仁:“人类历史本充满着打破困难的事实;于困难中觅得出路,正是科学家之任务。又况易地以后,新材料的获得,各方面人才之集中,当地原有机关之协助,亦有特殊便利之点。吾人决不因迁地之故而自馁!”他还接受叶企孙、陶孟和、傅斯年的建议,将“中研院”最终决定权授予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体现了他的民主作风,也有利于“中研院”的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研院”的大部分机构很好地保留下来,成为科学事业的重要力量。对此,蔡元培功不可没。

    蔡元培在香港养病期间,好友张静江曾邀请他同往美国,以便其获得更好的疗养。然而,蔡元培婉言谢绝,理由是:自己身负“中研院”职责、文化学术工作,这些均关系国家百年大计,未可一日停顿,实不能远离。

带病为国事操劳

    在香港的岁月,蔡元培的身体多在病中,不得不推辞众多的邀请。

    1938年2月,蔡元培收到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来电,告知已推定他与宋庆龄诸先生为出席2月12日国际和平运动大会特别会议代表,请“届时往伦敦出席”。蔡元培因病未能前往。

    1939年12月,旅港北京大学同学举行聚餐会,请蔡元培参加,蔡元培复函:“弟病体亟须调养,对于本港各种集会,均不参加;对于北大同学会,亦未便破例,想诸同学必能体谅之。”

    然而,蔡元培却始终带病为国事操劳。除了“中研院”的事务外,他还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工作,并被推举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1939年12月7日,就在蔡元培逝世前3个月,他还以《满江红》词牌,为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不必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将野心军阀尽扫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摧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身体略好的时候,蔡元培也试图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不计得失地为社会尽力。1938年5月2日,蔡元培应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邀请,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的美术展览上发表公开演说:“全民抗战,必使人人有宁静的头脑与刚毅的意志,而美术上优雅之美与崇高之美足以养成之。又抗战期间最需要同情心,而美学上感情移入作用,足以养成同情心。”蔡元培提倡美育代替宗教,直到晚年也是如此。他希望通过美学“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从而“陶养性灵”,“进于高尚”。蔡元培正是这样一位高尚的人。他集文雅、刚毅于一身,给无数人以激励。可惜的是,病魔侵蚀着他的身体,这成为蔡元培在香港参加的唯一一次公开活动。

最后的遗音

    本来,蔡元培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在香港,房租既贵,物价则不断上扬,“中研院”所寄月薪为法币,兑换成港币就很少了,以致蔡元培在香港的经济非常拮据。他一生多居高位,为公众服务数十年,却从不为自己谋私利,没有多少积蓄。在香港,他虽然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却不愿从中得一点私利。由于经济所限,对于自己的病,蔡元培总是治标不治本,没有做一次彻底的治疗,延误了治病的时机。而爱女蔡威廉早逝对他更是沉重的打击。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起床时突然头晕,摔倒在地,口吐鲜血,疑为胃溃疡,被送往养和医院。

    5日上午9时45分,74岁的蔡元培走到了其人生的最后时刻。

    当诊治医生互相争辩,试图将蔡元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时,他却对自己的生死并不看重,只管喃喃自语。因说话模糊不清,身边照顾他的周新(蔡元培内侄)只是零星地听见,“世界上种种事故,都是由于人们各为己利。……我们要以道德救国,学术救国……”

    这便是他留在尘世最后的言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月5日 总第3165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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