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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正阳门

作者:郑海鑫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1-15 星期一

    正阳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原名“丽正门”,明正统年间改名“正阳门”,沿用至今。正阳门是正阳门城楼和它南面箭楼的统称,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门,因其位于皇城和宫城的正前方,百姓更多称它为“前门”。正阳门见证了几个世纪的国运兴衰、朝代更替,关于它的传说和史事记载有很多,一直流传至今。

“门”字无钩

    京城内城九门匾上的“门”字,除正阳门外最后一笔都是一竖一钩,只有正阳门门匾的“门”字不带钩,而是直直的一竖。

    相传,明弘治六年(1493)夏季,京城周边闹蝗灾,折磨得老百姓苦不堪言,一时人心惶惶。弘治帝知道后,就想出宫去查看一番。不想皇帝一行刚出正阳门,就飞来一大群蝗虫,大臣们赶紧护驾,把弘治帝请入城门洞。随后,惊魂未定的弘治帝便匆忙回宫,将体察民情的事情抛在了脑后。

清末正阳门城楼

    被蝗虫追着跑,没有实现体察民情的承诺,让弘治帝感觉在大臣面前很没面子,心中不悦。弘治帝不想把责任归咎于己,便对大臣们说:“朕本来是一门心思要出城的,但在要出城门时,突然觉得有东西钩住了朕的龙袍,使朕没有出得城去。”大臣们听了面面相觑,都没明白皇帝想表达什么意思。弘治帝只得接着说:“就是因为城楼门匾上‘正阳门’这三个字中的‘门’字有一钩,这一钩太不祥了。门嘛,就应该畅通无阻,怎么能有钩子搭衣绊脚呢?”自此,正阳门门匾上“门”字的一钩便消失了。

高规格的城门建筑

    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和五牌楼以及正阳门瓮城内的关帝庙、观音庙共同构成了一组布局合理、造型庄严、气势恢宏的建筑群,其建筑规格高于内城其他八门。正阳门素有“三桥、四门、五牌楼”之说。

    三桥是指箭楼正南前的正阳桥。它其实是一座石拱桥,但宽阔的桥面被栏杆分隔成三路通道,居中的通道正对着箭楼门洞,称为御道,只有皇帝才能通行。

    四门是指正阳门共有四个门洞,即城楼门洞、箭楼门洞、瓮城两侧东、西闸门各一个门洞。内城的其他城门只有城楼门洞和瓮城单侧闸门的门洞,而它们的箭楼皆无门洞,只具备防御堡垒功能。

    五牌楼的名字缘于正阳门是五间、六柱、五楼的建筑样式。在明代,京城九门都建有牌楼,但正阳门的牌楼规格最高,有五个开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馆藏清代乾隆二十七年(1762)关于正阳门牌楼奏销黄册内,不仅详细记述了修葺牌楼所用工料开销,还明确记载了正阳门牌楼的建筑规制“正阳桥牌楼一座,计五间,内明间面阔三丈一尺,二次间各面阔二丈二尺六寸,二稍间各面阔一丈七尺七寸。明间中柱露明高四丈一尺一寸,次间中柱高三丈三尺六寸,径二尺,边柱露明高二丈七尺六寸,径一尺八寸,俱下埋,深五尺九寸……”这些数据为我们今天还原正阳门牌楼的真实面貌提供了历史依据。

乾隆年间的修缮风波

    正阳门城楼自建成后至清朝灭亡几次被毁又几次重建。

    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四月,正阳门箭楼发生了一次火灾,用3万两白银进行修缮。明末,李自成在撤离北京时放火焚毁内城九门城楼,清军定鼎北京后曾对城门进行修缮,但是这次正阳门是否焚毁和焚毁程度以及修缮过程都缺乏详细的史料记载。

    清代正阳门经历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毁与建。第一次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二次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第三次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一史馆”所藏清代档案中较为完整地记录了这三次修缮正阳门的情况。

清末正阳门全景

    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正阳门城楼失火。乾隆帝命大学士英廉、户部尚书和珅督工,同年十月完工。然而,此次重修并不顺利,修缮一新的正阳门城楼未及数月竟出现了闪裂的情况。英廉在闻城楼情形仰请饬交治罪赔补事折中,详细陈述了闪裂情况和原因“旧城门瓮券虽无沉陷之情,而券顶有横纹一道,宽约一二分。又看得新建城楼北、东、西三面平直无故,唯南面新做炮眼墙垣自二层檐以下,中殿向外撑鼓,其下即城门以西之旧城墙亦有鼓出……再查楼内地面亦有裂开横缝一道,宽数分至一二寸”。可见,闪裂情况很严重。究其原因“新建城楼在旧城之上,借用原旧地基并未新筑。当日,原有之城楼系架木成做,今新楼系用砖石发券成做,不免斤两较用木做者加倍沉重,旧地基或有不能一例坚实之处,是以渐致沉下,新城楼遂随之闪裂”。简而言之,就是旧地基不能承受砖石的重量所致。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大学士英廉奏闻城楼情形仰请饬交治罪赔补事折(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由于乾隆帝每年都出入正阳门,所以此事难以掩盖,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参与修缮的负责人英廉、和珅自知难辞其咎,便主动上奏请罪并提出进行赔补,同时请求对监督郎中官德龄等3人严加治罪。

    乾隆帝对参与此次修缮的官员进行了处罚。“所有此次重修之项,准其开销一半,其余一半著英廉赔十分之七,监督等赔十分之三”,另一督办官和珅因修城门时人在热河,并未实际参与督工“免议”。除了赔补外,乾隆帝还对这些失职官员进行了革职、降级等处分,并警告:“郎中德龄、员外郎喜顺、长兴均与革职留任以为玩误工程者戒;大学士英廉系总理该工事务之大员乃并未实力查勘,悉心筹办,致有闪裂,殊属不合,将大学士英廉降三级留任。”至此,正阳门修缮风波才得以平息。

清末的“面子工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因正阳门外不戒火,以至延烧正阳门城楼。这次重修“动用工料钱粮甚巨,必须急于筹款修葺以资捍卫”,可见当时面对的难题是“钱从哪儿来”。

    就在满朝文武犯难之际,浙江道监察御史宗室文光的一道奏折解了道光帝的燃眉之急。文光在奏折中援引外省城工捐资修城的案例“查外省各府州县城工,每遇坍塌损坏应行修理,除由地方文武各官捐廉办理外,并令绅士等捐资及时修竣,其捐廉、捐资之官绅等经该督抚奏明由部覆准所捐银数多寡奏请恩施优叙”,据此提出“亲郡王起,以及中外满汉文武大员至四品以上各员,量力捐资”。解决了经费不足的窘况后,又由于“明年修复方位不宜”,道光帝指派内务府大臣迅速勘估兴修,务必要赶在立春之前开工。

    光绪二十六年(1900),对于清王朝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正阳门城楼和箭楼被重炮轰击,雪上加霜的是驻扎在城内的印度军又不慎把正阳门城门主体彻底烧毁。据负责此次修缮工程的户部右侍郎陈璧估算,修缮正阳门将台、马道等工程需花费约44万两白银。对于当时内忧外患、国力疲弱的清政府来说,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从各省筹解工程银两。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到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从福建、陕西、湖南、浙江等地陆续筹解到约52万两白银。重修负责人陈璧在各省筹解正阳门楼工款数目清单中,详细开列了各地报效银两数目,如“一收直隶总督解到库平足银五万两,一收察哈尔都统解到库平足银五千两……一收山东巡抚解到平足银三万两,一收山西巡抚解到平足银一万两……”清单中涉及的地方甚多,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内陆,真可谓是倾举国之力。

    第一阶段以修缮正阳门城楼为主,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初七日开工,直隶总督袁世凯在承修正阳门城楼工程择吉供梁奏事折中提出“正阳门系子午正向,本年方位合宜”,援引成例,钦天监“择得十月十七日丁卯午时供梁”,可见虽国运不济、经费匮乏,但礼法不能废。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阙楼、堆拨房、将台、千斤闸等工程均已报竣”。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月12日 总第3168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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