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 进步人士
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中学、复旦公学，从小立志做一名利国利民的记者。1915年，他赴日本留学，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1918年，他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获学士学位。回国后，1919年4月他任职于上海《时事新报》，陆续刊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1920年，他与瞿秋白、李仲武一同赴苏俄采访，拜访了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苏俄领导人，撰写了长篇通讯《旅俄之感想与见闻》。1924年，他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教授兼教务长，1928年到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1932年5月，他应《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之邀主编《申报月刊》（后改为周刊）。1937年4月，他赴陕北采访，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后来，他撰写文章《从上海到西安和陕北》，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抗战爆发后，《申报周刊》的停办成为俞颂华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10月，他应梁漱溟之邀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总编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他转移到桂林，担任《广西日报》主笔。1943年5月，他应大刚报社社长毛健吾之邀，赴湖南衡阳任该报社总编辑。1944年4月，大刚报社迁往贵阳，他回到重庆任黄炎培主办的《国讯》杂志主编。1946年夏，他赴上海，过着清贫的生活。同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璧山迁到江苏苏州，他应邀任该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秋，他肺病加重，卧榻不起，10月11日在苏州拙政园病故，时年54岁。
不进仕途 不入党派
俞颂华的女婿葛思恩在《悼先岳俞颂华先生》一文中介绍说，俞颂华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立志坚定，疾恶如仇，时常提起的两句口头禅是“知足常乐”“无欲则刚”。他立志不进仕途，不入任何党派。对于进入仕途的朋友，他也有意疏远。1940年夏，他离开重庆的原因之一，就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陈立夫欲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拒绝后远去香港。
俞颂华有两句座右铭：“欲除烦恼须忘我”“各有因缘莫羡人”。晚年的他两袖清风，一身是病，假若看重“我”的存在，就根本失去了生趣。所以，他以“忘我”的精神，忘掉身体上的痛苦，拼命工作。以早期的成就和社会关系，他完全可以飞黄腾达，但却因看清了“因缘”二字，对那些和他同时甚至是曾当过他助手的人，已是高官厚爵，他从不羡慕。抗战胜利后，他借住在上海亲戚家的亭子间中，仍斩钉截铁地说：“30年前，我是不妥协；30年后，我虽然贫病潦倒，但还是不妥协。就这几根老骨头，是要硬到底的！”
生活清贫 平易近人
俞颂华安贫乐道，对于穿着也不讲究。葛思恩回忆说，1946年冬天，俞颂华的大衣破烂不堪而无力添置，幸而后来俞庆棠女士赠他一件大衣，才得勉强过冬。
俞颂华对于自己的学生不仅在工作上、学习上尽心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是至为关切。严淮冰回忆说：“记得为了我少吃酒，曾当面使我的一些酒友难看。为了使我有足够的睡眠，便更是一早就坐在房门口，不论任何人，一概不准来打扰我。关于我与严问天兄的婚姻问题，他老人家也常常操心。记得我与我妻刚认识的时候，俞先生就担任我的恋爱顾问。每天晚上归来，他总要对进行情形垂询一番，并且告诉我第二天的步骤。我本是情场的失败者，果然，这次在俞先生的指导下，我圆满地完成了婚事。当我与问天兄举行联合婚礼时，俞先生在渝全家聚餐，为我们遥祝。”
谢在田在《哭俞颂华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学生来访时，俞先生总是一脸笑容地热情招待，先送过来一支烟，再沏上一杯茶。他很健谈，学生说的时候少，听的时候多。他说的告一段落，就笑着问，你看我说的对不对？问过了又笑。谈得高兴，上午谈过，下午再来。谈的小半是时局，大半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有时也谈他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关于时局，他总是叹息，因为现实生活多是事与愿违。到后来，他说得越来越少了，终至三缄其口。他劝学生们多研究，少发表意见，总要学生“把握时间，努力读书”。
忧愤而逝 各界追悼
署名明心的作者在《俞颂华先生逝世前的情况》一文中记述了俞颂华的最后时刻。一天，他从上海赶到苏州看望俞先生。在教职员宿舍里，看见他一个人孤寂地躺在病床上，身边只有一个临时雇用的老妈子。他的太太和孩子都在上海工作，不能常来看他。他的肌肉瘦弱得很厉害，吃粥需要人喂，小便也要人把便壶拿到床上，他已经没有力气再支撑着坐起来了。听说校医每天过来给他打针。作者就劝他应该住进医院，一切医疗护侍可以方便些。俞先生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住医院就得预缴保证金，像他这样的穷苦公教人员，又哪里来这许多钱请特别看护呢？所以，只有请校医给他诊疗了。作者听后，心中一阵酸楚。病榻上的俞先生仍关心上海方面一些朋友们的近况和有关文化出版的情形，言谈之间，他总是喟叹：“民生太苦，仗是不能再打下去了！”他感慨时艰，关心世变，但身处病榻，无能为力，唯剩叹息了。看到俞先生的身体这样糟糕，作者沉默着不敢多言。只是安慰他好好地静养，早日康复。
两天后，作者又约了朋友搭早车一同来苏州探望俞先生。在列车上，他买了一份《大公报》，翻开阅读，竟然看到了“国际问题专家、现任国立社教学院新闻系主任俞颂华，因平时积劳过度，患病多年，卒于11日晨10时零8分”的消息。
严淮冰在《一代报人 寂寞长逝——俞颂华先生的生平》一文中将俞颂华的死归结为一代文化人的悲剧。社会没有给他以应有的同情，对于一个有成就的文化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没有这种漠不关心的现象。俞颂华的逝世，可以说是国家战乱悲剧下的牺牲者，他是社会对有成就的文化人缺乏保障制度下的牺牲者。今日烽火连天，社会现象更加反常，俞颂华忧愤而终，不过是文化人悲惨下场之一例而已。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1月26日 总第317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