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深爱自己的祖国，也深爱祖国的文化遗产。20世纪50年代，他到陕西省视察时，就对文博系统的同志说：“我到哪个地方都爱看这些东西，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曾对国家文物局的负责人说：“对待这些古代文化遗产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它、爱护它。”周恩来在担任政府总理的26年间，多次将文物保护、古建筑保护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讨论，主持政务院、国务院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为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倾注了大量心血。
秘密购回紫禁城流失的珍贵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但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国家仍不惜重金，将一批珍贵文物及时抢救回来。据统计，仅书画一类就从海内外抢救回来40余件，其中包括著名的唐代韩滉《五牛图》、五代董源《潇湘图》、宋代马远《踏歌图》等。
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长卷是唐代书画家韩滉的代表作。《五牛图》是其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为数寥寥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因此不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备受世人关注。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紫禁城，《五牛图》被劫至国外，从此杳无音讯。
1950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收到一位香港爱国人士的来信。信中说，唐代韩滉《五牛图》近日在香港露面，画的主人要价10万港币，自己无力购买，希望中央政府出资尽快收回国宝。周恩来立即给文化部下达指示，鉴定真伪，不惜一切代价购回，并指示派遣可靠人员专门护送，确保文物安全。接到指示后，文化部立即组织专家赴港，经鉴定，《五牛图》确系真迹，多次交涉后，最终以6万港币买下。《五牛图》经由广州运回了北京。
《中秋帖》和《伯远帖》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和王珣的墨宝，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被历代收藏家奉为绝品。清朝末年，《中秋帖》和《伯远帖》流失宫外，被袁世凯手下郭世五收藏。
1951年，郭世五之子郭昭俊因经济困窘，将两帖抵押给香港一英国银行，靠贷款度日。眼看着其贷款即将到期，如果无钱赎回，此稀世之宝将按惯例被银行拍卖。一旦被银行拍卖，则国宝很可能流失海外，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于11月5日致函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及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还特别强调：“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经我有关单位多方交涉，两件珍贵的墨宝终于回归祖国，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关心敦煌莫高窟的抢救与修复
敦煌莫高窟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周恩来日理万机，生前一直没能亲自去敦煌莫高窟视察参观，但他却高瞻远瞩，以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远见卓识关心着敦煌艺术，始终对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怀与支持。
1951年1月，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等人把敦煌壁画摹本和出土文物拿到北京展出。经过4个多月辛勤工作，展览于5月在故宫午门城楼上正式展出。
常书鸿1944年任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1945年初，该艺术研究所在重庆七星岗举办了一次小型敦煌壁画临摹艺术展，向社会各界广泛介绍莫高窟自北魏以来，历代连续开凿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艺术成果，同时也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当局无理撤销成立不到两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抗议。一天，参观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呼“共产党的周副主席来了”，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以及文化界著名人士郭沫若等一行人的身上，周恩来神采奕奕、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走进了展厅。
周恩来一边仔细地观赏着敦煌莫高窟壁画临摹本，一边认真地听着常书鸿的讲解。听着常书鸿浓浓的浙杭口音，周恩来亲切地问：“常先生也是浙江人？”当听到常书鸿是浙江杭州人时，周恩来高兴地说：“常先生和我算是老乡了，我的老家在浙江绍兴，和杭州相距才百余公里，我们今天是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让正处在抗战困难时期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感到了温暖。周恩来对画展给予了高度评价，让常书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遇到了知音，共产党人对文物保护工作如此重视。
转眼间过去了6年，1951年5月，就在展览会开幕之前的一个星期天上午，周恩来冒雨专程到展厅与常书鸿亲切交谈，从重庆相遇谈到现在工作人员的生活情况，并鼓励他们要做一辈子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周恩来看着1120件精美绝伦、惟妙惟肖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和彩塑摹本、实物、图表以及摄影资料，他高度赞扬了常书鸿等人舍身艺术、保护国宝的可贵精神和已经取得的可喜成绩。周恩来说：“看了这么多展品，使我大开眼界，相信敦煌艺术的发展，一定会有一个全盛时期。”在参观《帝国主义者劫夺敦煌一带文物罪行》展室时，周恩来动情地说：“这样陈列很好。这些铁一般的证据，雄辩地说明了帝国主义如何用各式各样的巧取豪夺的方法来盗窃和破坏我国文化遗产。这个文物展将会起到爱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敦煌文物研究所为了进一步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向文化部呈交了《关于加强保护莫高窟群的报告》，提出防止鸣沙山山体向前移动，以免造成石窟岩壁倒塌，使窟内壁画、彩塑毁于一旦的具体加固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受到周恩来的高度重视。1962年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专家们发现，维修这座历经1600多年、规模宏大、屡遭人为严重破坏和风雨侵蚀的石窟，耗资巨大。而当时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内忧外患，财力十分拮据。为此，专家们制定了一个先抢救敦煌莫高窟最危险地段，再分期分段实施全面保护的长远规划。
1962年10月17日，文化部党组根据调查情况给周恩来呈递了报告。为保证敦煌莫高窟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文化部提出了抢救性的保固工程意见，申报25万元经费及水泥、木材等施工材料。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作出明确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本年预拨经费五万元。”当得知莫高窟南区石窟崖体有坍塌的危险，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他说：“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宝贵的文化艺术遗产，已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了，解放前已遭受过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劫掠和破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它，否则，我们这些人不能向后世交代。”并毅然决然作出决定，拨专款100万元用于大规模抢修敦煌莫高窟，实施保护工程。在我国国民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对抢修敦煌莫高窟的经费给予特别批准，两次拨款对其抢修。在周恩来的关心重视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莫高窟的第一次大抢修拉开了序幕。抢修工程自1963年秋季施工，历时3年，于1966年竣工，完成了敦煌莫高窟576米崖面和354个洞窟的维修加固。敦煌莫高窟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中迄今为止保护得最好的石窟，也成为周恩来关心和保护敦煌艺术的历史见证。
抢救性保护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
1972年初，湖南省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大墓，历经2000多年，墓中一具女尸仍保存完好，实属世界考古史上所罕见，然而却不为当时现场发掘的人们所重视，竟在没有经过处理的情况下放在长沙的公园里展出。时任文化部图博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王冶秋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到长沙制止了女尸展览，并将情况报告给了周恩来。他得知情况后，立即于6月17日让国务院值班室下达指示：要求立即采取办法，将墓中女尸及随葬品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学处理，并强调此事要“当机立断”“速办勿延”。
11月30日，图博口领导小组为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作出全面科学报告，呈上书面请示，要求对女尸进行病理解剖。周恩来批示王冶秋“请约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还指示请郭沫若也参与领导。12月中旬，王冶秋等专家共同研究古尸的解剖工作。解剖进行中，王冶秋多次直接向国务院请示汇报，得到了周恩来的指示和关怀。解剖成功后，专家们根据周恩来总理关于为古尸进行防腐处理的指示，研制出代号为“一号配方”的防腐液。
在马王堆汉墓的整个发掘、保护和宣传过程中，周恩来先后作了5次指示，还多次给予极其周密细致的指导。从发掘领导小组的组成到技术力量的安排，周恩来都进行了十分周到的布置。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很大成绩，是与周恩来的具体指示密不可分的。
开展“文物外交”
1973年8月13日，周恩来就出土文物展览赴美展出时间问题的批复。 中央档案馆藏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中国陆续同大多数西欧国家以及北美的加拿大、南太平洋地区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了让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利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沟通同这些国家的友谊，周恩来首先提出组织一些重要出土文物到国外举办展览的意见。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全部展品目录。出展的文物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河北满城汉代中山靖王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
1972年9月，与日本建交后，中国又连续几次组织赴日“中国出土文物展”，受到日本国民的欢迎。
1973年8月11日，余湛、王冶秋就出土文物赴美展出时间问题向周恩来写了请示报告。这是我国首次组织的赴美文物展，周恩来非常重视，对展出的方案和时间都进行了详细的批示，并提出两个具体方案：一是提供美方两套展品图录，由其选择；二是另搞一套展品，专为去美洲的，依次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等友好国家。
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短短几年内，中华文物精品在世界十几个国家一展风采，并引起强烈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折服于中国古代的灿烂文明，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被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周恩来费尽心血，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国家珍贵文物，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发挥文物的作用，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3月2日 总第3188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