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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侄辈眼中的真情周恩来

作者:余 玮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3-02 星期五

 

    春去春回,花谢花开。当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又一次含苞待放之际,我们迎来了周恩来诞辰120周年的日子。

    周恩来胞弟周恩寿的儿女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及周秉建,也在以不同的方式缅怀着伯伯周恩来,言及在周恩来身边生活的点滴,他们感触颇多。从他们的娓娓述说中,我们既清晰地看到周恩来那让人敬佩的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也看到总理后人们那平凡纯粹的布衣情愫……

听鹂深处的鹣鲽之情

    周秉德等人在周恩来身边生活多年,看到了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一心一意为党为国的革命伉俪,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对方。

    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邓颖超患上不少慢性病。1952年夏天,她又病了,身体十分虚弱,住在颐和园听鹂馆后面一个院落里养病。养病期间,邓颖超从没有影响过颐和园的日常工作,甚至几乎没人知道她住在这里——虽然她经常到湖边散步,但没有随从人员的邓颖超,看起来与普通游客无异。周秉德到了晚年还记得,尽管那会儿周恩来很忙,仍抽空去看望邓颖超。“去时,他常常带着我们3个孩子,显然是想给七妈(周恩来在家族里排行第七,所以侄辈称邓颖超为‘七妈’)添点天伦之乐。当然,这一回回的探望,也得益于在伯伯身边工作的叔叔们的催促和安排。在湖边的绿荫中走走,坐船在湖面上荡荡,正好可以让整天忙碌的伯伯得到片刻的休息。”

周恩来、邓颖超与亲属合影

    周秉钧也有相似的记忆:“当时医生一方面为七妈治疗,另一方面安排她到周围安静、空气清新的颐和园去疗养。伯伯带我们去颐和园看望七妈时,既不警戒,也不清场,走在园内,常与老百姓擦肩而过。那时人少,远处的游人认出他就招招手,近处的就跑过来握握手、说说话,非常自然,非常亲切。”

1956年10月,周恩来与侄辈们(左起:周秉华、周秉和、
周秉建、周秉宜、周秉德)在中南海西花厅合影。

    周秉德清楚地记得,“进颐和园之前,伯伯总不忘提醒工作人员:一定要买门票!警卫人员和孩子们的票都是伯伯自己掏钱买的。进了院子,孩子们‘七妈好’的问候声立即给听鹂馆后面那个宁静的小院平添了几许家的温馨”。往往是周恩来刚在邓颖超屋里坐了一会儿,还没说上两句话,邓颖超便笑着提出:“既然到了颐和园,就别闷坐在屋里,辜负了大好的湖光山色,走,一块儿到外面转转。”有时她又会说:“我天天到湖边散步,今天就不陪你们了。恩来,你带孩子们一块儿去划划船吧。”长大了,周秉德才体会出邓颖超的良苦用心:她身体虚弱,照理说是希望丈夫在屋里和她坐着聊聊天,拖着病体出去陪着走那么多路,她得多辛苦;可是比起自己,她更心疼忙碌劳累的丈夫,所以宁可自己累点儿,也要陪丈夫在湖边走走,实在吃不消时,宁可丈夫少陪自己一会儿,也要让他在大自然里活动活动、换换脑子。周秉德每每忆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这些往事,就愈发体会到“相濡以沫”的滋味。

1956年10月,在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抱着周秉和留影。

    “每次去颐和园看望七妈,伯伯一定会去颐和园的谐趣园走一走。”周秉德说,“伯伯、七妈领着我们漫步其间,仿佛置身于一幅精美的山水画中。一次,伯伯招呼七妈和我们:‘来来来,就在这里拍张照片吧!’”

    直到1988年,当周秉德第一次踏上江苏淮安故土,许多往事才找到答案。走进家乡的勺湖公园和又一勺公园,周秉德觉得十分眼熟,她陡然记起谐趣园,“怪不得伯伯对谐趣园那般情有独钟!当年伯伯漫步于谐趣园的曲径之间,是否就在宽慰自己那无暇念及的思乡之情?在我的印象中,伯伯整天都很忙,很少跟我们谈到家乡。不过,从我看见他钟情于谐趣园,从我听说他乘飞机时曾在淮安上空盘旋3圈,我便真正地感受到他对家乡的深情与眷恋”。

西花厅里的舐犊之情

    1964年10月,周秉德结婚。周恩来将邓颖超在庐山拍的一张风景照作为礼物送给侄女。

    “无论我的家在西安、贵州还是北京,几十年来,无论搬过多少次家,这张照片一直挂在我的床头,因为这是伯伯亲自送给我的最珍贵的结婚礼物。”周秉德回忆说,“当年,七妈像嫁女儿一样,从缎子被面、毛织被面、毛毯、枕套到成双成对的带盖儿茶杯、磨花玻璃糖罐,等等,准备得一应俱全,既漂亮又实用。”

    而周秉钧则坦言,关于恋爱结婚,他一直有个“心病”,那就是他父亲周恩寿的问题。因为“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将周恩寿与几位朋友的聚会诬陷为“反革命聚餐会”,致使周恩寿突然被拘捕。而他的这些心思,周恩来都记挂在心头。当年,周秉钧携女友到西花厅时,周恩来嘱咐女方:“你和秉钧的关系,既不要因为他伯父是总理而有什么影响,也不要因为他父亲在蹲班房而有什么影响。你们完全要从对对方的认识、感情上去确定你们的关系。”

    1969年2月,周秉华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北京印刷一厂当工人。上班后不久,他去西花厅看望几年未见面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问他:“你当了几年兵回来,交女朋友了吗?”周秉华很有把握地说:“我复员以后,打算3年内不谈恋爱,30岁以前不结婚。”周恩来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那很好嘛,国家正在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你回到地方后,首先应该好好工作,不要急于考虑个人问题。”

1970年9月,周秉建与周恩来、邓颖超在一起。

    1972年春节后,周秉建回家探亲。在交谈中,周恩来问起她的年龄和今后婚姻的打算,并用商量的口吻对她说:“你将来能不能在内蒙古找一个蒙古族青年啊?你看,过去的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人的媳妇了嘛。蒙古族青年也是很好的,也有不错的,可以考虑嘛。”周秉建觉得周恩来说得挺有道理,更主要的是她真的已经喜欢上草原和那里的人们了,于是当即答应道:“行,我会找一个蒙古族青年的。”

    1979年国庆节,周秉建和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在北京举行了婚礼。在家人欢快的笑声里,周秉建的心却有些隐隐作痛:要是伯伯能够看到这一幕该有多好!第二天,周家兄弟姐妹一同前往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周秉建和拉苏荣恭恭敬敬地向邓颖超问候,请她老人家对自己的新生活给予指教。邓颖超非常高兴,十分认真地对这两位新人说:“你们要记住,只有事业上的甜蜜,才有爱情上的甜蜜;只有事业上的甜蜜,才有生活上的甜蜜。”

北京医院的离别之情

邓颖超与侄辈们在一起(前左起:周秉宜、周秉建;
后左起:周秉钧、周秉德、邓颖超、周秉和、周秉华

    1975年底,周秉钧休假回京探亲。邓颖超的秘书赵炜神情凝重地对周秉钧说:“有件事要告诉你,本来你七妈想自己说的,但是她一提起来就难受……”说到这里,赵炜的眼圈红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伯伯的状况很不好。七妈嘱咐,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们都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是没有儿子,即使有,如果在外地,也不会让他回来的!”听着听着,周秉钧的眼眶湿润了,他点了点头。

    周秉钧说,从那以后,他的心情就非常压抑。“1976年1月8日晚上,我正在开会,一个参谋突然叫我接电话。在那个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电话、电报了。电话是我爱人打来的,她劈头一句就是:‘你接到电报没?’我心里‘咯噔’一下:‘哪里来的?’爱人说:‘北京的,只有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爱人问我怎么办,我说一定要回去,让她赶紧托人买机票。9日凌晨5点30分,师长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听广播。一打开收音机,传出来的就是哀乐。我和爱人乘坐当天下午4点45分的航班赶往北京……”

    周秉宜说:“伯伯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1月11日。这是一个星期天。七妈考虑到1月10日是星期六,孩子们还应去上班,不得影响每人的正常工作。家属向伯伯告别的具体时间是11日早上8点,在北京市各界群众8点30分向周总理遗体告别之前,以免影响群众的告别活动。七妈说:伯伯在遗嘱中说,他的后事不能比别的同志的规模大,而且坚决不进八宝山;骨灰就放在水里喂鱼,放到地里做肥料。”

    告别仪式这天上午,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周秉华、周秉和、周秉建及配偶和在京亲属,到北京医院的告别室向周恩来做最后的告别。看着周恩来消瘦的遗容,想着和他相处的情景,家属们泣不成声。他们绕着遗体缓缓地挪步,眼睛片刻不离周恩来的面容,直到走出告别室……

    周秉建回忆说:“伯伯在长期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一件衬衫总是补了又补,日常饮食从不搞特殊,即便后来条件好了,也只是吃些粗茶淡饭。他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待家人也一样,他要求家人凡事要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搞特殊。”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我们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沾上伯伯的光,都是普通老百姓。”回忆起周恩来以往的言传身教,周秉和说:“现在看来,从小伯伯对我们的那些教诲,不仅让我们终身受益,也使我们周家与腐败绝缘。我们永远以伯伯为傲。”

    每年海棠花开的季节,周家子侄和孙辈都要相约到中南海西花厅,祭拜周恩来。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对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思想上的教育、生活上的关心,沉淀在了他们的血液中,代代相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3月2日 总第3188期 第一版

 

 
 
责任编辑:王亚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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