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北京，很难见到5层以上的楼房，人们把各类高层建筑统称为“大楼”。那时候，大多数北京人住在胡同里，胡同里的四合院或大杂院是无数普通北京人的家。大楼是老百姓眼里的稀罕物，北京人把大楼当风景看。
北京人看大楼如同看风景
我小时候，普通北京人不但不知道空调什么样，一般的家庭连电风扇也买不起。三伏天，酷热难耐，住的房子又小，胡同里的大人便带着自家孩子“找大楼”——高楼之间有穿堂风，人们坐在楼下消暑乘凉。这是我小时候对大楼的第一印象。我们家住在西城区辟才胡同西口，离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很近，小的时候，每到夏天的傍晚，吃了晚饭，我妈便带着我们到这两座大楼下面乘凉。当时，我觉得这两座建筑物非常高大，现在看来，在北京城鳞次栉比的大厦中，它们的身高只能算“小弟弟”。
那会儿的北京城，高层建筑很少。拿西单、西四、白塔寺、阜成门一带来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5层以上的建筑大概只有四五处：位于复兴门内大街北侧的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白塔寺十字路口东南角的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大楼；西单十字路口西边路北的原商业部大楼；再有就是位于白塔寺以北福绥境街道的一座居民楼。这座被称为“福绥境大楼”的建筑建于1958年，楼高8层，是北京最早安装电梯的居民楼。2007年，“福绥境大楼”被列入第一批《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成了北京城“楼史”的见证。
上海的大楼真有那么好吗
改革开放之前，胡同里的北京人很少出城，老一辈的北京人连去趟天津都觉得新鲜。1982年，我到福建、江西、江苏、浙江等地出差。街坊四邻知道我要到南方出差，而且去那么多地方，都羡慕不已。邻居姜大妈用惊羡的口吻问我：“你是要去上海吗？”姜大妈当年60多岁，一辈子没出过北京城，在她看来，到南方出差，不去上海，等于没去。“上海的楼可高了，你到上海可得看看那儿的大高楼。”姜大妈笑着说。这老太太一天到晚抱怨住平房的种种不便，渴望有一天能看看上海的大高楼什么样。
也许是受姜大妈的启发，在去浙江的路上，我特地拐了个弯儿，在上海呆了几天。一到上海，我顾不上吃饭，直奔外滩。深秋的外滩，黄浦江面微波粼粼，海风拂人，感觉非常舒服。江面上来往的轮船，与街上古老的欧式建筑相互映衬，确有点儿“洋范儿”。沿着外滩的弧形马路是一水儿的西洋风格高层建筑，我想，姜大妈让我看的就是这些大楼吧？我在这些大楼周围转了一圈儿，很想以这些洋楼为背景留个影，但没有照相机，只好把景儿留在记忆里了。一位“老上海”看我对着大楼发愣，跟我攀谈起来。他指着远处的一座洋楼告诉我：“它的前身是汇丰银行大厦，1921年开工，建了3年。当年号称‘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1949年以后，成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办公楼。”后来，我从书上知道，外滩当年是黄浦江边上的一片泥滩。1844年被划为英租界，从此成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这里汇集着怡和、沙逊、汇丰等外资银行，以及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百货公司，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在胡同长大的我，眼中的高层建筑就是民族文化宫和华北局大楼，外滩的欧式大楼，带着浓浓的洋味儿，看得我眼花缭乱。回到小院，我兴致勃勃地和邻居们“炫耀”我在上海看到的大楼：“那楼高着呢！全是石头砌的洋楼。漂亮，太漂亮了！”我颇为得意地说。“真的啊！你没住一宿？”姜大妈啧啧了几声，问道。“当然，能不在楼里住几晚上吗？”我故意逗她说。其实我在上海并没有住在外滩附近的酒店。“你住进去了？那大楼？太造化了！”她一脸惊诧地说，好像那楼让我给买下来了似的。
在上海看大楼的经历，让我心里久久难以平静：上海的大楼真的有那么好吗？其实，我并没看出它比北京的四合院好到哪儿去。
想上楼的姜大妈最终选择了“落地”
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建起了新一代的民用建筑，这就是“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一线的单元式居民楼，这些楼房楼层有十多层，在当时算是高层建筑了。和六七十年代建造的“筒子楼”相比，这些单元式居民楼大大改善了普通百姓的居住条件。
姜大妈对我说：“您去看了吗？那可是大高楼呀！可高可高啦！”姜大妈为了看大高楼，专程去了一趟前门，沿着前门西大街走了一趟，回来对院里的人说：“那楼太漂亮了，高，看得我直眼晕。”我打趣道：“真让您住，您住不住？”她笑道：“敢情！我做梦都想住，可惜没这福气。”我跟她逗了个闷子：“听说好多人嫌高，不敢住。市里的头儿发话了，谁愿意住谁住。现在正在登记呢。”“真的？”姜大妈急切地问，一脸认真的表情。“您说世上能有这好事儿吗？”我笑道。很明显，我在跟她开玩笑，可偏偏姜大妈信以为真了。第二天，姜大妈天不亮就出了家门，直奔“前三门”，寻找想像中的“申请住高楼登记处”。姜大妈犯了气迷心，在“前三门”溜溜儿转了一天，逢人便打听住楼登记处。附近居民以为她神经出了什么问题，想把她送到派出所，恰在这时碰上了胡同的街坊，把姜大妈送回了小院。我赶紧给老太太赔罪：“大妈，是我多嘴，不该跟您开这么大的一个玩笑。您是打是罚我都受着！”老太太看着我，好半天说不出话，眼里漾出泪花，嘴角动了几下，喃喃道：“这要是真的多好呀！”
后来，我搬出了这个小院，我们那条胡同也拆迁了，老街坊们前后脚都住上了楼房。
前不久，在一次朋友聚会上，我邂逅了一位胡同里的老街坊，跟他聊起了当年小院里邻居看楼的往事，自然也聊到了姜大妈。这朋友告诉我，姜大妈后来住上了楼，但住了没两年又想当年的小院了，非要回去不可。“你说咱北京人多有意思，住平房的时候，哭着喊着要住楼。真住上，又觉得住大杂院好了！”他说。“住楼房，人成天在半空中待着，接不着地气呀！人还是得落地儿！”我笑道。“是呀，这回，姜大妈是真‘落地’了！”“怎么？又找了个小院？”“哪儿找小院去呀？是她从楼上跳下去了！”“什么？跳楼？”我大吃一惊，眼前浮现出老人当年看楼时憨憨的笑容，不由得鼻子一酸，落下泪来。我想，姜大妈跳楼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毕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落地”了。望着身边不断长高的钢筋水泥森林，想到一个平凡老人的人生，我蓦然一惊：落地，看楼，想楼，住楼，跳楼，落地......这是人生的轮回，还是城市的轮回呢？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3月23日 总第319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