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三峡激流险滩密布，最险处西陵峡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自古常有船只在此触礁翻覆，以至舟毁人亡。明朝末年，秭归（时称归州）长江江面出现了一种救生小木船，其作用是抢救翻船事故中的落水者，或为过往船只导航保障其航行安全。这种小木船尾部翘起，船头画着鹢鸟（形似鹭的水鸟），船身、桨片、篙杆皆涂成红色，水手们身穿红坎肩。救生船周身通红，在江面航行非常醒目，因而有“红船”之称，同时，红色也寄托着求生有望的吉祥寓意。据史料记载，三峡红船是中国内河最早出现的公益性质的救生打捞船，在三峡航运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明末首设
位于湖北秭归长江水域的著名险滩——叱滩，俗称“九龙奔江”。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成书的《归州志》记载：“州西二里黄魔神庙前曰叱滩……春夏水涨，漩如鼎沸，舟入漩中立碎，人无免者。昌期至，捐置救济船二。尝一月，活五十人。州之有救济船，自昌期始。民感之至今。”学者考证认为，“中国内河专门的公益救生捞浮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在明代长江流域”，具体地说，湖北秭归是中国内河救生船的发源地，首倡这一义举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的归州知州周昌期。周昌期到任后，立志在治理长江航道上有所作为。他认为，保障过往船只安全是治理航道、安民兴市的第一要务。为此，他捐资建造了两艘红色小木船，专门用于救助在归州水域发生事故的船只。周昌期选择地势险、水流急、事故多发的叱滩进行试点，投放救生船仅一个月，遇覆舟事故多起，抢救溺水者将近50人。
1898年，临时停泊在长江三峡的木制帆船。
20世纪20年代，途经长江三峡的商船，小船为“红船”。
清康熙十五年（1676），荆宜分巡道李会生、归州知州邱天英在归州境内的上八斗、下八斗、叱滩、石门4处各设救生船1只，每船雇精于水性的水手6名，由归州署造册给付工钱。从此，每逢船翻人溺，得救者很多。雍正七年（1729），归州升为直隶州，直属湖北省管辖。清政府在归州东10公里的香溪开设盐局，经管从四川经三峡西段船运至此的川盐，再转销湖北各地。引导盐船安全进港和遇险施救，成了归州救生船新增的一项特殊任务。由于服务对象财力雄厚，归州署规定，救生船所需经费部分在盐务公项下列支，这就促成了红船规模的扩大。乾隆六年（1741），四川境内的黑石滩、蛤蟆口始设红船2只，每船照例雇水手6名。不久，归州境内又增设黄牛滩（牛口滩）、泄滩、青滩、崆岭滩4处。
光绪二年（1876），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捐白银1万两，其中6000两给四川，4000两给湖北，并函商川鄂两省在三峡增设救生红船，对水手实行奖励制度。官府规定：每只红船救一人赏钱1400文，打捞一具尸体赏钱1000文；被救的人没有路费者发给路费回家；对捞获的尸体给予棺木一具、土布一匹裹尸安葬于义冢，知其姓名者立碑为记。湖北巡抚翁同爵指令宜昌镇总兵罗缙绅在西陵峡督造大小红船15只，连同旧有红船4只，摆江划子2只，计21只，一并纳入水师编制，由总兵罗缙绅督帅。罗缙绅对红船救生之事十分重视。据清代沈云骏的《峡江救生记》记载：“罗缙绅亲巡险要，就泊红船……每申令麾下士卒，谓行舟猝遇暴风，撞击巨石，必以救人为急，次及货物。敢有乘危匿货，诈伪索谢者，重惩无宥。”同年，四川所属瞿塘峡、巫峡的红船也由7只增加到14只，两省合计35只。每只红船均配水手6人（篙师、舵手各1人，桡工4人）。
鼎盛时期
光绪八年（1882）七月，湖南提督鲍超携眷回四川奉节省亲，船至巫峡，在一个名叫“鸡冠石”的激流处遇险翻覆，鲍超的两个儿子落水而死，鲍超本人被红船水手救起。鲍超老年丧子，悲痛欲绝，于当月在奏折中向朝廷陈情道：“四川夔州（今奉节）至湖北沿江一带，向有救生红船。惟险滩过多，红船太少，倘遇有覆溺船只，救护不及，情形甚惨。请饬添设。”八月二日，清廷内阁奉上谕，在鲍超的奏折上批示：“著湖广总督、四川总督、湖北巡抚筹拨款项，于著名险滩处所，酌量添设红船。并饬属随时认真救护，以保行旅。”湖广总督涂宗瀛、湖北巡抚彭祖贤接示后，指令驻宜昌管带水师健捷新、副中营总兵罗缙绅“周历各滩，勘明形势”，决定在宜昌府所属巴东的火焰石、青竹标，归州的牛口、八斗，东湖的红石子、楠木坑等险滩，再添设红船6只。
同年，川鄂两省合设救生总局于宜昌，由宜昌镇总兵罗缙绅兼理其事，三峡红船从此进入鼎盛时期。这一年，三峡红船发展到54只，其中官办46只，民营8只，每只官办红船配水手4人至6人，合计245人。按地域划分，四川省属瞿塘峡、巫峡有官办红船19只（包括瞿塘峡上游诸县，如云阳的磁庄子、忠县的折桅子、丰都的蚕背梁、涪陵的横梁马绊等处），水手108人；湖北省属西陵峡有官办红船27只，水手137人。官办红船设置最多的地方是东湖的红石子，计7只42人。民营红船全部分布在“五步一滩，七步一峡”的西陵峡，奖励制度与官办红船相同。这一时期，三峡红船每年救援溺水者数以千计。
由盛转衰
根据光绪二年（1876）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宜昌被开辟为通商口岸。随着西洋船只的大量涌入和清政府国势的日益衰微，时至清末，三峡红船迅速衰落。
宜昌开埠之后，随着航运的日渐繁忙，船损事故增多，公益性救生红船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红船添置和维修所费不菲，水手佣金与日俱增，加上被救人员的安置费用，给地方财政带来越来越多的负担。光绪十八年（1892），面对三峡红船日渐减少、无力添置的情况，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谭继洵联名上疏光绪皇帝提出：“峡江险滩过密，覆溺尚多，归州设红船不敷分布，特请添设红船十五号并舢板船三号，以保行旅。”他们认为，峡江天险甲天下，行旅船只常于此失事。宜昌为川楚通衢，自设立通商口岸以来，华洋杂处，更形繁盛，尤其是重庆开设海关后，航运量大幅增长，滇、黔两省的铜矿、军械船均从峡江经过，其航行安全都要仰仗红船的救援。在长江航行的官、商船只大者载百余人，小者数十人，而每只红船配水手仅数人，一旦出险，救护不及，难以保全，因此要求朝廷统筹安排，增添红船数量、水手人数和给付经费。此时的清廷内忧外患频仍，已经无暇顾及红船减损与添置这类事情了，奏折呈上如泥牛入海，再无下文。
清末，宜昌镇裁撤，所剩无几的红船被移交给宜昌盐局管理。1913年，三峡红船实行川鄂两省“分局管理制”，西陵峡红船移交给湖北省水警总厅驻宜昌水警第四分署。1926年，水警裁撤，红船归并宜昌警察局兼管，所需经费在地方船捐和地捐中列支。此后，长江轮船航运日渐繁盛，木船大量减少，红船在航运安全方面的作用日趋没落，川鄂两省于1927年对红船予以裁撤。秭归红船的运行维持到1935年，结束了其300余年的历史使命。
文中所示照片档案为湖北省宜昌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6月1日 总第3227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