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8日，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的优秀代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孙孚凌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正如新华社刊登的其生平所言：孙孚凌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严肃认真，兢兢业业，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建言献策。
2003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孙孚凌正式从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本可颐养天年的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国家经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充分体现了老一辈工商界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终生的高尚品德。
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孙孚凌出生在黑龙江省黑河市，但他始终关注着故乡浙江省的发展。一次，孙孚凌回家乡参加活动，在接受一家地方媒体采访时，未等记者开口，孙孚凌就微笑着“考”起了记者：“你想问我什么问题？我倒要考考你，今天的活动有什么意义？你怎么看温州的经济现象与出现的问题？”记者立即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孙孚凌听后连连点头，又风趣地对记者说：“今天的采访要由我来‘提问’，你说说，浙商这个概念是什么？浙商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记者回答的话音刚落，孙孚凌接着说：“我认为浙商崛起的原因，可以用一个字总结——‘穷’。早年，浙江人均只有四分地，人多地少，穷啊！浙江人很早就去海外打拼，他们为了生存而奔波，全世界都有浙江人的足迹。再说浙江的温州，由于温州地处浙江与福建的交界，国家投资少了一些。而温州人血脉里就有打拼的精神，在计划经济的空隙中奔波于全国各地做小生意，后来改革开放了，温州人能吃苦、能创业的精神就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结出了硕果。”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看到孙孚凌亲和与睿智的一面。其实，早在1996年底，孙孚凌就带着问题到温州进行考察，不断走访调研，还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
生活中，孙孚凌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可是在工作中却是一位爱较真的老人。有一年初夏，他到某市参加有关部门举办的滑翔节。活动结束后，孙孚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其中一篇采访文章，仔细读过后，却有些失望。原来，记者在文章中写了许多想当然的话，而孙孚凌根本就没有说过那些话。他认为那些话虽然没有什么问题，但自己确实没有说过。他觉得这样做就是在搞虚假新闻，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随后，孙孚凌专门给当地政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个情况。
孙孚凌从来都是观点鲜明，不搞模棱两可；提建议也是思路开阔，建设性强。1980年10月，孙孚凌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时，提出一系列建议：“教育方面，国家办、集体办，实行双轨制，要有必修课，但也应有选修课；科研方面，有国家下达的科研课题，也应有自选科研课题；劳动力分配方面，国家分配与自己选择也应结合，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现在劳动力分配的办法不行，实行招考的办法就便于发现人才。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要有一点儿灵活性，即大集体小自由。”
如今再看这些建议已不再新鲜，但孙孚凌能在1980年提出这些建议，确实难能可贵。
心系农村饱含“农”情
孙孚凌的浓“农”情结发轫于1993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1994年4月，孙孚凌考察陕西和江苏两省“三农”情况后，在给全国政协的调研报告中明确提出：“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基本问题，农业上不去，农民不富裕，国家也不会富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他在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将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孙孚凌十分重视“三农”问题，注重调研基层情况。2002年，孙孚凌到甘肃省视察，他在出席中科院西部行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白银交流洽谈会开幕式和中科院白银高新技术产业园奠基剪彩仪式后，又考察了白银公司、稀土公司及白银市防沙治沙工作、兰州市北山绿化工程，还专门听取了甘肃省和白银市的情况汇报。调研期间，他强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农业结构，发挥地方农业上的资源优势，拉长产业链，进行深加工，开发新产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同时，他还在努力营造良好的环境，吸引资金、人才，加快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当时，跟随他一起调研的工作人员听后，都被他的殷殷兴农情所打动。
2002年6月27日，孙孚凌在全国政协第十八次常委会小组发言中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还不发达。要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最能解决问题、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但现在有的地方只注重财政收入，而对如何用好钱考虑不多。一些地方小农意识严重，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有的地方农民人均收入大大低于全国水平，但城市却建得很气派。必须提倡注重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坚决制止重复建设。”
谈起农村问题，孙孚凌生前曾告诉笔者，农民要富，就是要发展农产品深加工。“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再加上科教兴农，绝对适用。他说，农民富足了，国家也就真的富起来了。
退居二线发挥余热
2003年3月，孙孚凌虽然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仍然关心着我国能源问题。10月，孙孚凌了解到浙江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研制了一项燃油高掺水技术，既节约能源，又环保。于是，他两次专程赴浙江考察，并亲自了解实验情况。两个月后，他向国家科技部有关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并且抱病将有关资料汇总，写成书面材料。这份材料经全国政协编发为信息专报，报送给了中央主管领导，又批转到国家科技部等有关部门，受到各位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2004年5月，国家科技部下发《关于下达2004年度部分科技产业化项目计划的通知》，将这一项目列入“国家火炬计划”，并推荐给予贷款。
2005年3月，孙孚凌无意间在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题为《中国可以再造一个大庆：中国开发农作物替代石油产品条件基本成熟》的文章。随后，孙孚凌立刻约请这篇文章的作者和文中提到的专家座谈，并萌生了到发展生物能源的代表企业丰原集团实地看一看的想法。4月22日，孙孚凌登上了开往安徽蚌埠的火车，前往丰原公司。一上火车，孙孚凌就开始与科技部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主任王宏广认真地讨论起来，真的能再造一个大庆吗？发展生物能源的条件成熟了吗？从宏观的理论到实践中的每个细节，孙孚凌都问得很仔细。当得出肯定的结论以后，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在丰原集团调研的两天里，孙孚凌参观了每一个生产车间，仔细询问生产工艺中的关键技术。当他听到我国发展生物能源的几个关键技术在国际上都领先时，老人频频点头表示赞许。在随后召开的“生物能源暨丰原集团开发替代石油产品研讨会”上，孙孚凌简明扼要地谈了他的看法：“发展生物能源用的是陈化粮、植物秸秆及废弃物，不会与人争粮，没有粮食安全问题，也不会与粮争地。投入的成本远远低于发展核能和开采化石能源。”“我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潜力这么大，其中的关键技术已经基本成熟或接近成熟，已到了产业化的阶段。希望发展生物能源的企业要不等不靠、多想办法、加快发展，为我国的生物能源产业树立一个标杆，走出一条新路。”“我国每年进口上亿吨的石油，开发石油替代品可以少进口一些石油，节省下来的外汇可以补贴给农民，这就相当于给外国人的钱转而给了我们的农民。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何乐而不为呢？”孙孚凌心底有一个梦，期待我国生物能源产业可以早日发展起来。
在办企业的过程中，孙孚凌深深地体会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靠品牌，品牌的树立靠诚信经营。正因为他力主守法守信、塑造品牌，所以他所办的企业市场广阔，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正如孙孚凌所说：“品牌是无形资产，好的品牌的资产价值很大。为什么叫金字招牌？实际上信用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人和人相处，人和物相处，直接的交流的关系，信用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无信不立，一个人的信用很好，到处传扬，信得过，过去有个词叫‘信得过企业’，这是很好的。要是‘信不过企业’，这在名誉上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就像交朋友，你和谁交往，这个人信得过，给你很大的鼓舞，这个人信不过，那就很难说了。”在孙孚凌眼里，品牌本身也是一种信誉：“品牌不好，或者品牌受到损失就砸牌子，牌子一砸就影响着企业经营。”他呼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必须结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要求，从而唤起全社会对信用在经济建设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础。
除了一直关注工商业外，孙孚凌还对祖国的统一大业非常关心，经常通过会见台湾各界人士，介绍祖国大陆经济发展情况和政策。他多次表示，促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强烈愿望和共同心声，希望海内外全体中国人为此共同努力，为促进两岸贸易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孙孚凌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他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实事求是，顾全大局，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建言献策。他对国家和人民无限忠诚，其崇高的品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6月8日 总第3230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