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王丹一（1919-2016），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夫人。1919年，王丹一出生在江苏一个富裕家庭，1935年参加革命，1938年到达延安，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艾思奇相识、相恋并结为终身伴侣。1947年，王丹一和艾思奇随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在中央马列学院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1947年5月，我和艾思奇带着只有两岁的大儿子东东，随着刘少奇、朱德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村，住在一户姓阎的老乡家。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即将召开，艾思奇投入到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土地会议还未结束，艾思奇就接受了新的任务，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工作，而我选择留在西柏坡附近的北庄村参加土改工作。从此，一家人经历了短暂的分离。1948年8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成立华北大学。艾思奇便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到了华北大学任教。同年11月，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创办了马列学院，艾思奇又因工作需要调入中央马列学院，直至去北平前都在那里工作。
容颜易老，往事难忘。在西柏坡时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我记忆犹新。土地会议召开前夕，在中央后方委员会工作的邓颖超同志来到西柏坡，和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的小南屋里。当时，她正在为土地会议准备发言稿，工作很紧张。一次，东东在院子里玩的时候摔了一跤，大哭起来。我怕影响邓大姐工作，赶忙跑去制止。不料，邓大姐已从屋里出来，抱起了东东，关切地问：“摔在哪里了？”看到孩子的头擦破了皮，她急忙回屋拿药，给孩子的伤口处抹药。邓大姐告诉我，这药是从大后方带来的，叫“如意膏”，能消肿止痛，很灵的。看着邓大姐对东东如此疼爱，我紧张的心情轻松了不少，非常抱歉地对邓大姐说：“大姐工作这么忙，这孩子给您添麻烦了。”邓大姐说：“别这么说，咱们都是邻居，孩子嘛，哪能没有动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更加敬佩邓大姐，我们的友谊以此为起点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她去世。
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西柏坡中央大院里更加热闹了。尤其是每个周末举办的舞会，不仅中央大院里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就连住在附近村子的各机关人员也纷纷前来。一次，我带着东东去中央大院观看舞会，有幸在舞会上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那天，东东在舞会场外跑着玩，恰巧遇到毛主席来参加舞会。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他的名字。东东没有回答，只是呆呆地看着毛主席自言自语道：“毛主席长着两个耳朵？”毛主席被东东天真的话语逗得开怀大笑，之后风趣地问道：“噢，真的？我真的有两个耳朵吗？”原来，东东以前都是从画像或照片上看到毛主席，上面的毛主席多是侧身，只能看到一只耳朵，所以在单纯的孩子心里，以为毛主席只长了一只耳朵。正因如此，才会有东东初见毛主席的那次有趣的提问。从此，只要一有舞会，东东就闹着要去看“长着两个耳朵”的毛主席，逗得周围的人们忍俊不禁。
艾思奇一家用过的行李袋及文件箱 西柏坡纪念馆藏
我捐赠给西柏坡纪念馆的这个箱子是当年在西柏坡时统一制作领取的。由于艾思奇爱书如命，常用这个箱子装着书籍和资料，奔走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捐赠给纪念馆的行李袋，则是从延安带到西柏坡的。这个袋子由两种颜色的布料组成，灰布是在延安买的，而白布则是在西柏坡时缝上去的。转移途中，这个行李袋就像个百宝箱，一直装着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用品，到西柏坡后也是如此。1949年3月，我们随中央机关去北平时，箱子和行李袋再次装满了书籍和行李与全家同行。如今，箱子和行李袋已经很旧了，行李袋上面的补丁都是我亲手缝上的，每次看到这两件东西，我就会想起艾思奇，想起西柏坡的那段难忘的时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6月29日 总第3239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