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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创作自由》中畅谈“黄金时代”

作者:特邀撰稿人 黎 霞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8-08-06 星期一

巴金《创作自由》一文手稿(部分) 上海市档案馆藏

    巴金,被誉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从1991年起,巴金陆续向上海市档案馆捐赠了他的手稿、证件、书籍等,累计达2000多件。在这些档案资料中,他的杂文集《随想录》中《创作自由》一文的手稿显得尤为珍贵。

    巴金,原名李尧棠,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地主家庭,整个大家庭有长辈近20人、兄弟姐妹30余人、男女仆人四五十人。他受五四运动启蒙,从封建家庭出走,先后到上海、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期间着手创作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抄在5个练习本上投给《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慧眼识珠,很快将其发表,自此巴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文革”中,巴金遭到迫害和批斗,生活窘迫,妻子萧珊也不幸病故,他得老友李健吾等人接济,才挺了过来。“文革”结束后,巴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说:“‘四人帮’下台了,长期给关在活葬墓中的我终于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希望。我叫起来,我想用我的声音撞破四周的沉寂。”

    巴金晚年被病痛折磨,但为了让后人汲取“文革”十年的惨痛教训,从1979年起,他花了8年时间,撰写了日后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杂文集《随想录》,其中包括《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共收录150篇随想、3篇附录、5篇后记。在上海市武康路113号那栋3层花园洋房里,巴金回忆了故人,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和不堪回首的十年风雨,将自己心灵上受到的煎熬全部剖析给读者看。这套杂文集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称为“说真话的大书”。

    其中收录的《创作自由》一文形成于1985年2月8日。1984年12月,中国作协于北京召开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次年1月巴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王蒙等人当选为副主席。这次会议在海内外反响很大。友人给巴金写了一封祝贺信,收信后他感慨万千。虽然巴金因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只是托人在会上念了开幕词,但他一直关注会议的情况,并相继写下《创作自由》和《再说创作自由》。

    在这两篇文章中,巴金以处在19世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等人的创作经历告诉人们,创作自由不是天赐的,是争取来的,严肃认真的作家即使得不到自由也能写出垂光百世的杰作。他回忆了自己的作家生涯,坦言民国时期他虽有“创作自由”,却没有发表和出版自由;“文革”时期他不但没有创作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巴金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经验时说,他始终相信那句老话:“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此外,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他告诫文字工作者们,自由也罢,责任感也罢,问题还得在实践中解决。中央给予作者们创作自由的保证,可保证代替不了创作,真正的黄金时代的来临还得依靠大量的好作品引路。黄金时代绝不会自己向人们走来,要迎来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作家们大量的辛勤劳动。巴金认为,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未免把作家抬得太高了,以他当了几十年作家的经历来看,不如说作家是一种职业,他的笔是工具,他的作品是产品,作家用作品为读者服务,至少不应该贩卖假货和劣货。空谈起不了作用,巴金希望,多创造条件鼓励作家们勤奋地写作,让大家团结起来,脚踏实地在创作上比个高低。

    直到2005年去世,暮年的巴金坚持用真实的创作履行着一名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8月3日 总第3254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李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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