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广智生于1950年，家住北京市朝阳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上山下乡、取消高考、改革开放、第一次物价调整等，都让父亲赶上了。他告诉我，在他68年的人生里，插队前后的那段日子是他最珍贵、最难忘的记忆。
到延安贫困县插队
1969年1月，当时我的父亲19岁，他响应号召到陕西延安安塞县（今延安市安塞区）插队。在当地，父亲积极向老乡们学习种地、除草、打柴、养猪、放羊等，凭借劳动吃饭。“刚开始，插队知青是和当地的婆姨一样的工分，后来经过几年的努力，不少人都和当地男性挣得同样的工分。”梁广智说：“我大概用了近两年的时间，也挣到了一天10个工分。”
当时陕北百姓靠天吃饭，生活十分艰难，经常是寅吃卯粮，上顿不接下顿。当地老乡淳朴善良，在他们的帮助下，知青们学会了不少劳动技能和生存技能，逐步适应了当地的生活。
干活之余，父亲还经常看书，从书中学习解决问题的办法，学会辩证地看待问题，不断增强克服各种困难的勇气，增加无论时事如何变幻都能坦然面对的底气。
当了两年代课老师
1971年11月的一天，大队书记郑重地交给父亲一个“政治任务”——去公社取文件。父亲到了公社一看，全部是封好的盖着绝密印章的文件，里面有18件附件。他小心地签字取件后便立即返回大队。大队到公社要翻两座山，前后要走3个多小时的山路。一路上，父亲连走带跑，半刻不敢耽误。回到大队，父亲以为完成了任务，没想到书记却让父亲把文件拆了，并念给他听。父亲忙说：“这不合适，我不是党员。”书记说：“没关系，我让你念你就念，再说我也不认识字。”
一天，大队召开党员大会，父亲以一个普通知青的身份第一次参加了党员大会，向大队的全体党员传达了文件精神，这件事让父亲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加深了他和乡亲们之间的信任与感情。
陕北地区贫穷，很多孩子上不了学。知青的到来对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当地很多人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但当地教师资源极其有限。有一天，大队书记找到父亲，希望他能教孩子们认字、学知识。书记恳切地说：“我们农村人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上，不能再让娃娃们当‘睁眼瞎’……”
在简陋的教室里，父亲教孩子们认字读书，带孩子们玩……就这样，他当了近两年的代课老师，一个人教了4个年级的将近30个孩子，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73年，父亲回京前，很多孩子为他送行。
返京后投身改革浪潮
1973年，父亲返京，被分配到北京朝阳副食品总公司立新基层店工作，很快便置身于滚滚的改革浪潮中。从基层店员到燕丰商场书记，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印象较深的就是第一次物价调整。
父亲参加工作后，商品价格虽然低，但供应水平不高，满足不了需求。1985年，改革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放开部分副食品价格，这是一次重大改革。当时，父亲担任基层门店的经理，那时物价的调整是严格保密的，组织好副食品价格的调整关系到党中央国务院改革举措的落实，关系到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当时在基层店，父亲几乎每天都要开会，研究物价调整前的准备工作，公司也多次组织学习，领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精神，为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父亲和同事经常加班加点。
价格放开的当天，所有经营商品要全部进行盘点，父亲说：“当天早晨6点钟，我就到了门店，上货、搞卫生，要在价格出台前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防止发生商品脱销，避免造成不好影响。当天营业时间结束后，我组织全体职工彻底进行商品盘点、调整价格、更换标签……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做完这些工作，保证了第二天的正常营业。”从第一次价格改革到如今已经过了30多年，父亲说，现在商品价格的波动随着市场供求变化，已经成为常态。
后来，父亲多次重返延安故地。如今，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们都能上学了，农民们也都过上了好日子。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0月18日 总第328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