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
40年，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中国来说，改革开放40年，其过程之艰辛，其成就之瞩目，其给神州大地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影响着世界。
它们是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上的重要标志——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这些“地标”串联在一起，勾勒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各领域不断深化的坚实足印，展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改革开放“地标”连通中国的昨天、今天、明天。
日前，本报记者分赴小岗、深圳、海南、浦东、雄安，行走在这些改革开放的前沿，依然能感受到改革开放春风化雨的气息。我们每地选择了一位被采访对象，把小岗“包干到户”、深圳“先行探路”、海南“最大特区”、浦东“开发开放”、雄安“未来之城”串联在一起，旨在通过五位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受益者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精彩故事，以追寻改革开放的历史足迹，体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感受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脉搏。
严宏昌：两次“红手印”见证小岗村新发展
本报记者 秦海庆 胡 敏
今小岗村村貌 秦海庆 摄
1978年冬，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以及2006年底村民们为留下时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按下红手印的申请书（部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供图
高高耸立的牌楼、宽阔的友谊大道，以及道路两旁前店后院的两层别墅式建筑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别样精神。
文化广场的舞台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凤阳花鼓正在激情演出，台下观众们在温暖的阳光里脸上乐开了花。
一辆辆旅游代步车，满载着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当年农家”“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同志先进事迹陈列馆”，前来寻找“精神的力量”……这里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
说起小岗村，有一个人不能不提，他就是当年起草那份由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之人——严宏昌。
谈到小岗村的发展变化，严宏昌对记者讲：“1978年之前，我们村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后家家户户外出讨饭成为村民维持生计的唯一办法。当时，我们村共20户人家115人，耕地面积在1000亩左右，全村每年应向国家交公粮2800斤。但小岗村从1957年开始就没再给国家交过公粮，一直在吃国家的救济粮度日。”
严宏昌是村里的文化人，他读到高一上半学期便辍学，主要原因就是家里再也没有吃的供他去完成学业。1969年他退学后，本是满怀激情回到村里准备好好施展才能、大干一场，没想到，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严宏昌发现存在的问题就向村干部反映，然而，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更多的时候还会遭到批评，这使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严宏昌觉得只要现行体制不改，农村永远得不到发展。最后，他决定到外面去闯闯，就向村里写了申请，以每月向村里交15元钱的“代价”换取了“自由发展”的机会。严宏昌从刚出去时一点目标也没有，发展到自己承包铁路和建房工程，经过8年多的时间，他在县城站稳了脚跟。当时，县政府对他的情况也很了解，觉得他在外面能带领两三百人的工程队干得好，把小岗村带领好应该也没问题，于是，1978年8月，严宏昌被选为村生产队队长。
严宏昌回忆说：“我知道村里的情况，也深知乡亲没粮吃的‘根子’在哪里，只有包产到户，实行‘大包干’才能激发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因为我在县里包工程的时候，就实行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职工们积极性都特别高。所以，我决定把这个方法用在村里的发展上，因当时都是大集体，政策不准许各家单干，弄不好还会被打为‘反革命’去坐牢。但一想到乡亲们每年都要外出讨饭，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儿，我决定再难也要试试看。我们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做通了全村人的思想工作，大家同意后，我起草了那份‘大包干’契约，全村共20户人家，每家出一位代表按红手印，当时，还有两户人家在外讨饭没回来，所以只有我们18个人参加了，按红手印前我向大家表态说，‘点子是我出的，办法是我想的，窟窿是我戳的，如果坐牢我一个人去’。说干就干，我们把土地悄悄地分到了各家各户。结果，1979年4月，这个情况被邻村的人反映到了公社里，紧接着上边就把我的生产队长撤掉了，下半年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还差点被逮捕去坐牢。后来，从县到省，我们这里的事情被层层反映上去，各级领导都来调查过，虽然中间也有过很多曲折，但看到我们村每家每户粮食丰收的情景后，逐步肯定了我们的做法，最终‘大包干’的改革形式得到了各级政府认可，并被迅速推广到了全国农村。”
也许大多数人只知道当年这18位农民以“托孤”的方式，冒险在“大包干”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却不知道2006年底小岗村又产生了第二份“红手印”。当时，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在村里任职三年期满，村民强烈要求其留任。严宏昌提议，再次像当年“大包干”那样用按红手印的方式向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安徽省财政厅请求，让沈浩带领他们再干三年。于是，就有了这第二份“红手印”。
严宏昌谈到沈浩，眼睛有点湿润地对记者说：“其实，我心里到现在还是满怀自责的，也许，当年我们不把他留下来，他就不会走……
“沈浩是从2004年到我们小岗村来工作的，到村后，他就逐家逐户谈心，了解情况，后来他还带领我们到河南省南街村等地去参观学习，说小岗村得进行第二次改革，让小岗村富起来。他没有官架子，村里人都很爱戴他。他在小岗村工作期间租住在一家农户的二楼上，并立下了一条规矩，就是他的门从来不上锁，村民随时可以来找他办事和反映情况。2006年底，他在村里的任职期满，我们想，他好不容易用3年的时间彻底掌握了村里的情况，很多设想还没有落地实施，大家都舍不得他走，想要他留下来继续带领我们走共同致富道路。他留下后，开始进行招商引资、科学种田、发展特色种植等工作，可以说，他为我们村付出了他的一切。”
2006年，小岗村跻身2005年度“全国十大名村”之列；2007年，小岗村被授予“安徽省乡村旅游示范点”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凝结着沈浩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最后，严宏昌说：“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小岗村和以前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都得益于党和各级政府的坚强领导，小岗还要发展、还要创新，希望小岗能闯出新的可复制的改革模式，再创新的辉煌。”
林国芳：在改革大潮中感受到民营企业的强大生命力
本报记者 屈建军 崔瑞武
深圳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建立的经济特区。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有2000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奇迹般崛起于中国南方，绽放夺目光彩。
一座座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一条条繁华的道路经纬交织，白天满眼绿意盎然，夜晚街道流光溢彩——深圳，从40年前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也发展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化创新城市。在这里，民营企业占企业总量的90%以上，有超过300万个市场主体。民营企业群星璀璨，他们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着，他们在改革开放这条路上，也不断地探索、拼搏与创造着。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国芳，就是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如今国内纺织行业的领军人物。
1979年，改革的春雷响起。一位来自潮汕贫穷山沟的24岁年轻人，也看到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只身一人来到深圳打拼，林国芳就此成为第一批到深圳吃“螃蟹”的人。
谈起创业史，林国芳动情地对记者说：“我出生在广东省陆丰市的一个农村家庭里，小时候生活特别苦，只能想到一日三餐吃饱饭，做什么都是为了生存。潮汕人终归有一些经商头脑，虽然当时不允许市场活动，但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会私下做点小生意。
“当时，我有个华侨伯父远在泰国。有一年，他用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和一架蝴蝶牌缝纫机带回老家。缝纫机给了另一个亲戚，而那辆人人艳羡的自行车给了我。后来，我就骑着这辆自行车四处跑去做生意，摸爬滚打。直到现在，即使掌舵着偌大的一家家纺企业，我还是习惯骑着自行车去考察市场、四处拍照。
“1979年的陆丰老家信息仍然非常闭塞，虽然同在广东省，但是改革开放的信息我浑然不知。而在泰国的伯父看到报纸，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我，深圳正在搞改革开放，让我赶快到深圳去闯闯。于是，我背上行囊离开家乡，南下来到深圳。
“那一年我才24岁。这时，我已经有了些经商的头脑。我发现深圳东门汽车站那里人流很旺，但是没有买水的地方。看到商机的我在这里开了第一个士多店，卖饮料和吃的，生意好得不得了，为此，我还有幸申请到深圳市第一家个体户的营业执照。后来，我又做过水果生意，为了控制成本和保证新鲜，连夜去辽宁大连进货，晚上睡在瓦棚里面。这两个生意都做得不错，为我在深圳赚得第一桶金。”
林国芳在开水果店和月饼店时，两次都因为所经营的商品容易坏的问题，让他在生意红火的时候选择了放弃。“我当时就想，要找一个不会发霉的行业来做。”家纺行业吸引了对艺术和审美有着偏好的林国芳。经过细致的市场调研，林国芳发现国内的家纺业落后于国外，如果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家纺业应该有很好的前景。
林国芳说，他作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决定，将所有的资金和心血都投入家纺行业，至此再没有动摇。他先是跟朋友创办了一家床上用品公司，作为闯进家纺行业的切入点，为了熟悉并掌握印花的工艺，他每天奔波于各大印染厂，向同行的前辈请教。
早期的家纺业各家都差不多，1994年，林国芳创立富安娜主品牌，但刚刚起步的工厂生意并不火爆，于是，他不断寻求创新突破。怎么创新，首先要开阔自己的眼界，他想到欧洲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
“那个年代出国还需要国外发邀请函，我的一个台湾朋友帮我搞到了一份邀请函，去德国参观法兰克福展。当时，我就被参展的高端华丽的家纺艺术品震惊了，我看到的那些东西，真是太美了，比我们的好太多太多。我特别激动，赶紧打电话告知父亲‘我找到成功之路了！’富安娜要走一条创新的艺术之路！”对记者谈起这段往事时，林国芳依然激动不已。
当时，国内家纺行业的知名品牌集中在华东，都是国有企业，如上海民光、常熟双猫，林国芳经常要去华东跑市场。“有一次，到上海出差，当我们走到上海的街道上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家家户户用竹竿晒棉被，整条街道晒满了一条条棉被，极其壮观。后来，我弄明白了，这是因为上海处在长江下游，气候潮湿，被子也容易生潮，一到艳阳高照的天气，各家都会把被子拿出来晒。”回到深圳，林国芳在市场上四处打听，看有没有什么技术工艺可以防潮。最终，林国芳了解到，海外市场已有这种工艺。几经周折，他咬着牙花重金从海外引进了国内第一条纤维棉被生产线。这种“不会发潮”的棉被面世后，引发了国内家纺业的技术革命，这也让林国芳尝到了技术革新带来的甜头。
此后，富安娜还率先引入欧式印花，并在研发设计中应用全球领先的最大独幅真丝提花技术等。此外，富安娜成立了国内首家家纺产品的专卖店，并首创特许经营模式。
林国芳感慨地说：“父母给我最大的财富是一无所有，这无疑给我提供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给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让我在改革大潮中感受到民营企业的强大生命力。放眼望去，正是改革开放释放的强大活力，让深圳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广东省深圳市档案馆供图
王军：用镜头为开放奋进的海南“画像”
本报记者 屈建军 罗海山 摄影者 王 军
40年沧桑巨变，一座座魅力之城，迅速崛起于南海之滨，见证着城市建设的伟大实践，回响着砥砺奋进的动人乐章。宽阔平坦的道路，气势宏伟的广场，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无不散发着强烈的现代城市气息！
新鲜怡人的空气，风景如画的公园，宁静优雅的小区……一座座宜居之城流淌着脉脉温情，让市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也让天南海北的异乡人有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归属感。
当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幅“全省人民的幸福家园、中华民族的四季花园、中外游客的度假天堂”的瑰丽画卷，正在琼州大地上徐徐展开。
经过40年不懈努力，海南已从一个边陲海岛发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城乡面貌发生深刻变化。
自1992年8月在海南扎下根来，海南日报社高级记者、海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王军在海南工作生活了26年。他在海南日报社新闻记者岗位上完成了《贪官瘫了》《马加爵天涯落网》《这个年级只有一名学生》等一大批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新闻摄影作品。作为摄影师，他持续关注了海南百岁老人群体；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起起落落，拍摄了大量当时在停建工地居住的外来人员；当地以“打彩票”为生群体的生活状态。
当记者问到刚来海南闯荡，海南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时，王军沉思片刻说：“1992年8月16日，我带着一台奥林巴斯OM10和一只35毫米至70毫米的变焦镜头在海南扎下根来。那天晚上，在海口市龙昆上村124号的小院外，我根据招租广告上的线索，租下一间每个月300元租金的房子，房东对我说，‘300元是一个月的房租，这房里共有4张床，你有本事，也可以对外出租，租金归你’。我心想，千里迢迢来到海南不是为了淘金的，而是为了在摄影事业上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我灵机一动，不妨把另外3张床免费提供给初来乍到的‘闯海人’，不过我也有一个条件，床你可以免费睡觉，但我想拍什么无须征得你的同意。”不久，一组名为《闯海人的故事》的纪实摄影作品诞生了，里面有靠一身武艺保护老板的特区保镖；有在海南特区青年报闯海淘金的女记者；有日后成为著名纪实摄影师的赵铁林……
从新闻记者到摄影师，再到海南省图片社社长和策展人，26年来，王军的身份转变过很多次，唯一不变的是始终与摄影打着交道。
王军指着身边的照相机笑道：“从小伙成长为大叔，在与海南共同成长的日子里，我拍摄并编辑着记录海南变迁的照片。我把一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光安放在了海南、安放在摄影事业上。海南经济特区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为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也使我的镜头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力。”
记者问：“26年来，当您用镜头记录社会百态时，给您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最让您感到骄傲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军说：“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难免出现‘泥沙俱下’的现象。好的东西进来了，不好的东西也会乘隙而入。作为置身于改革大潮中的一名摄影记者，我认为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秉承人道主义精神和善良准则，真正了解并尊重被拍摄对象，以抓拍的方式再现社会真实的面貌，发挥摄影独具的一种‘声音’、一种批判力量的作用。为此，我为了拍摄戒毒者的生活到戒毒所蹲点，为了拍摄肇事司机钻过车底，为了拍摄山村学校睡过茅草屋……
“现在想起来，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前些年的每年农历正月初三，我总会接到一个特殊的‘问候’电话，电话那头问，‘你还没死啊？’打电话的是一名罪犯的家属，因为我的一篇摄影报道揭露了事件真相，当事人获刑8年，家属的电话也就这样打了整整8年。直到第8年，对方在‘问候’之后，终于说了一句‘祝你新年快乐!’我听后，会心地笑了。从电话的那头，也传来了爽朗的笑声。”
最让王军感到骄傲的是，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他每年都会抽出一个月时间，拍摄海南的百岁老人群体，为此，他用了6000多个胶卷，记下27万字的采访笔记，与1200位百岁老人面对面交谈长达1万个小时，并建立起了中国热带岛屿百岁老人数据库。2014年1月，美国《镜头》杂志（这是一本在国际摄影界极具影响力的专业期刊）主编布鲁斯在《新华航空》杂志上看到王军从事百岁老人的拍摄消息后，专程来到海口，他把王军拍摄的底片看完后，在《镜头》杂志上刊发了28个内页，并在封面上采用。
自2007年起，王军还以“村”为主题拍摄了海南岛上各类形态的村庄，以及依旧住在村里的人们。此外，彩民生活、公园晨练的人也都是他长期关注的题材。这些有着浓郁生活气息的系列照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记录着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来发生的巨变。
“在拍摄过程中，海南经济特区砥砺前行的发展态势，特区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精神以及开放包容的精神面貌，时刻感染着我。可以说，我是海南经济腾飞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为身为海南人而自豪！更为海南的迅猛发展感到骄傲！加油，海南！”王军说着激动地手臂一挥翘起了大拇指。
尔冬强：用相机记录浦东的变迁
本报记者 屈建军 特邀撰稿人 汪志星 摄影者 尔冬强
在中国人心中，“上海”一直是大气优雅、繁荣昌盛的代名词。然而，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却早已不复“东方巴黎”的荣光。
到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的目光更多聚焦在深圳等改革开放的特区上。虽然南方边陲的深圳经过10年发展，以年均经济增长26.9%的速度创造了“深圳奇迹”，但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前景如何，世界依然充满疑虑。中国需要找到更强有力的支撑点，撬动改革开放在更高的起点上加快发展。这个支点在哪里？邓小平把目光投向了上海，投向了黄浦江之东。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把浦东推向了我国改革发展、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对中国来说，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这意味着，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开始由南向北推进，这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大转移。
可是，当时的浦东虽与大上海繁荣的外滩仅一江之隔，却是农田遍布，没有资源，只有一片空地。上海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
弹指一挥间，28年过去了，如今，浦东已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对浦东的变迁，上海著名摄影家尔冬强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在我印象中，改革开放初期上海浦东的景观，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差不多，还是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旧上海乡村的风貌。在我记忆中，20世纪70年代末，我拍摄浦东陆家嘴时，眼前没有一栋高楼，有楼也不过二三层，其他的都是平房。浦东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建造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到90年代初期，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塔高468米。该建筑于1991年7月兴建，1995年5月投入使用。它还是国家首批5A级旅游景区）拔地而起，其间，从它开始打桩的那天起，我就从各个角度，一直追踪拍摄，记录下它建造的全过程。我没有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陆家嘴会把房子都建满了。近几年，我在直升机上鸟瞰陆家嘴，这里的摩天大楼，如上海中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等，呈爆炸状映入眼帘，这样的景观我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它的变迁，真不敢想象上海浦东在前后不到30年的时间里，由一片片平房变成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各地的城市建设中都是绝无仅有的。作为摄影师，我是幸运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通过自己的相机镜头，记录了浦东的变迁。
“自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落成后，不光浦东的景观发生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就连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区的居民大多数是挤住在狭窄的里弄中；繁华街区的马路也不宽，车辆却川流不息，交通十分拥堵。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一座座高层住宅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许多人搬到了现代化设施完备的小区里，人们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些年来，我都搬迁了6次。眼见一片一片的老房子被拆除，在乔迁新居时，很多家庭将一些老家具、老物件抛弃了，我就去旧货市场把它们淘换回来，留个念想。在我看来，这些老物件作为曾经生活的遗迹，带有这座城市的温度。后来，我还在黄浦区泰康路田子坊开了一家尔冬强艺术工作室，它的周边都是里弄的房子，这里逐渐成为一个网红地区，大家都愿意到这里逛逛小店，坐下来喝喝咖啡。这个看上去很陈旧、狭窄的留有旧上海印迹的地方，会受到这么多人的青睐，主要是上海里弄拆得太厉害了，老上海人只能在这里找到儿时的记忆，这里自然也就成为留有上海人公共记忆的场所。如今，上海的交通网四通八达，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和工作节奏，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的40年，是剧烈变革的40年，这个求新求变的新时代也要求我们与时俱进变观念，不断创新促发展。”
当记者问到作为一位上海的文化人，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最大感触时，尔冬强说，“改革开放给我带来的最大感触是：一个是读书，只要你喜欢读；一个是行路，只要拿着一本中国护照，世界上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邵岩：让记忆中的雄县在未来变得更美
本报记者 秦海庆 王 潮
20世纪80年代的雄县河北大街
2018年的雄县雄州路 秦海庆 摄
20世纪80年代，刚购买了电视机和录像机的雄县百姓正在看说明书。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其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及周边部分区域，这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了《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设立深圳特区，创造了“深圳速度”，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新时代再启航，党中央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未来这个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为标准建设的绿色智慧新城，将会以“雄安质量”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发挥出示范引领作用。
历史选择了雄安，而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的雄县，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是个什么模样？它在人们的记忆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人们对未来又有哪些期许呢？
可以说，在2017年4月1日之前，雄县在全国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在此之后，它作为“雄安新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之声名鹊起。
说起雄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模样，雄安新区雄县企业家协会副秘书长邵岩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她对记者讲：“我算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从小就生活在雄县这片土地上。20世纪80年代我在村里上小学，家庭条件一般，那时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小孩子逢年过节吃串冰糖葫芦就感觉很幸福了，一个村也没几家能买得起电视机的。到了90年代初，我开始去县城的雄县中学上初中，我记忆最深就是进县城的那条路，只有三四米宽，那真是‘平时一身土，下雨两脚泥’，凹凸不平，骑自行车一不小心就能摔倒。记得当时县城最好的一条路就是河北大街，因为那里是县图书馆、新华书店和政府大楼所在地。如今就不一样了，上学时的那条路成为雄县最好的一条样板路，双向6车道，32米宽，不仅绿化做得好，而且古色古香，雄州大牌楼的照片还登上了去年央视春晚的舞台呢！这条路现在叫雄州路。后来，我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1998年毕业后回雄县参加工作，在工作中，对本县的民营企业有了一定的了解。”
雄县的民营企业很有代表性，它就像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一样，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成长起来的。如雄县的包装行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的份额就高达30%左右。雄县的民营企业大多数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过40年的积累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纸塑包装、压延制革、电器电缆、乳胶制品行业为支柱，管材、箱包加工、制帽、机械制造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截至2016年底，雄县共有民营经济组织1.5万余家，其中，规模以上的企业118家，年产值达400多亿元。
邵岩对记者说：“这些民营企业很多是从小作坊开始起家的，在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下，得到了快速成长和发展，呈现出集群化发展模式，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现在我们这里成了雄安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确定的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目标，到2035年要建成为一座绿色低碳、信息智能、宜居宜业，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新城，为了完成和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县以国家大局为重，作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调整。”
2017年，雄县开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质量强县战略，成功申报高新技术企业22家，高新入库企业10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9个。截至今年6月底，雄县对“散乱污”企业进行治理，关停取缔了6000多家。为了留足生态空间，自去年11月起，雄安新区实施的万亩“千年秀林”工程启动；今年3月，位于雄县昝岗东部、昝岗西部和雄县西北部的雄安新区10万亩苗景兼用林项目也相继启动实施。目前，累计植树800多万棵。明年，新区森林面积将达到61万亩，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9%，“三带”“九片”“多廊”的整体效果将初步形成。未来新区的森林面积将达百万亩、树种170多个，森林覆盖率将由目前的百分之十几提高到40%。
邵岩最后对记者说：“未来这里将成为雄安新区的一个大氧吧，在这里生活的人幸福感会更强。一想到未来的发展变化，心里就无比激动，真心祝愿雄县的未来变得越来越宜居，越来越美丽，希望它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进程中，成为一个新的时代地标。”
文中所示照片档案为河北省雄县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8年12月14日 总第3310期 第二、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