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摆摊儿到开店，从租房开店到在自家的房子里开店，这是我们家特别是父母这一代人人生中的一大巨变，岁月的流转中，我家的店铺也在时间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的影子逐渐消失，市场经济逐渐兴起，各种商品逐渐丰富起来，但彼时依然是凭“票”购物，此时的“票”不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而是实实在在的钞票。当时，我家住的是土坯房，父亲一个月工资有41.5元，我们一家5口挤在“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两个小房间里，屋里除了父亲分家时所得的一条破圆木桌外，再也没有其他值钱的家当。当时在我们小孩眼里，拥挤和贫穷都不是那么重要，没有什么比父母忙完一天回家煮的那锅糊状的红薯条来的实在。
这样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但好景不长，父亲所在的单位因经营压力，面临下岗危机。彼时，许多下岗工人不得不走上社会重新谋生，有技术的无用武之地，缺乏技术的除了力气也没有其他。我家也不例外，父亲一直吃“皇粮”，是没有资格享受分田政策的，每月15日发工资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家里的经济来源一下子被中断，吃喝拉撒全靠母亲。如果放到现在，我想，我家肯定是贫困户。
父亲工作没了，我们三兄妹的学费更让父母时刻不敢放松，后来父亲不得不把家里凭票托关系买来的最值钱的“永久牌”自行车和皮鞋转让给别人，那种尴尬为难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父母每天天一亮就出去找活儿，而我们三兄妹不仅要互相照顾，还要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早早起来割猪草、捡牛粪，然后匆匆吃过早饭赶去上学。直到父亲租了个店面，这样的窘境才略微缓解了些。
当时，我家附近的公路边没有几家像样的店铺。父亲下岗后到处碰壁，在经济压力下，父亲最终下定决心，在村里人的一片白眼中，尤其是爷爷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威胁下，租下一家临街闲置店面，做起了“老妈妈”营生，成为当时下溪街个体饮食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还记得，刚开始来店里消费的人不多，但看热闹的可不少。经过一年多的打拼，再加上诚实经营、价格便宜、分量充足，我家店铺慢慢有了许多回头客，也渐渐在饮食业站稳了脚跟，并打出了响亮的招牌——三味菜馆。虽然父亲的小铺子赚钱不多，但终于实现了我们三兄妹“吃”油的梦想。从此，一些“卖布客”就不用一口干粮一口农家井水上路，可以好好地坐在电风扇下面大口喝酒、小口吃炒粉了。这个小店兴旺起来以后，来我家的客人也多了起来，每逢有客人到来，我们三兄妹也高兴，因为终于可以吃到肉了。
这样子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只读过一年书的父亲继续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利用走南闯北的经验以及对米粉业的定位认知，他认为先富起来的“千元户”“万元户”已不再满足于一碗薄粥和一根萝卜条了，他们对吃越来越有要求了，肥腻的肉菜已不再受到大部分人的喜爱。思来想去，父亲狠下心来，把积攒着盖房的钱用来装修店面、添置榨粉机、扩大店面，将全家人和亲戚朋友都动员了起来。
眨眼功夫，几年时间又过去了，街边的饮食店开了一间又一间。20世纪90年代末，刚收获了一桶金的父亲又不安分了，转租了饮食店，承包了棒冰厂，同时在棒冰厂旁边搭起了一间门面房，尝试销售一些南货，生意开始做到了浙江。1999年，我们三兄妹陆续从学校毕业上班后，家里用钱的压力小了，父亲在下溪临街面买下了一块地，盖起了属于自己的南货店，当起了名副其实的老板。
源于我家店铺的扩大和发展，我家的居住环境也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土坯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小楼房，到20世纪90年代末建成的4层小楼房，再到2010年重新扩建成5层的小洋房。与此同时，下溪街的店铺商铺也越来越多，吃穿用度一应俱全，让人足不出户也能享受到大城市里的方便。
父亲常说：“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是灿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父母经营店铺的经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父母身上那种耕耘不辍的勤劳美德，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紧握时代脉搏、不断拼搏向前的自信。他们所迈出的每一步，不仅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政策红利和历史赋予的机遇。
如今，父母已经老了，我家店铺生意也按部就班地继续着，但父母身上那种不甘落后的精神和在时代浪潮里摸爬滚打的勇气永远激励着我们。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月21日 总第3326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