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务马失前蹄
1950年9月上旬，上海市水上公安局抓获一名偷渡客。经审讯，得知其真实身份是台湾保密局特务，名胡健吾。他此行的任务是“专勤特派”。说白了，就是专门送信。行前上峰特别交代：任务重要，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拿到回信迅速返回，就算大功告成，定有嘉奖。
给谁送信？什么人的信件如此重要？
胡健吾交代，收信人叫雷德蒙。
雷德蒙是上海公安机关早已盯上的目标人物，其公开身份是美商海宁洋行职员，实际是位于贝当路（今衡山路）841号的美国第四十四海外观测队（简称ESD44）上海总部成员。
显然，这是一起美、蒋特务联手行动。
胡健吾被捕时，已经将信送达，并取得了雷德蒙的回信，不料返回时马失前蹄。
翻检雷德蒙的回信，英文，极简：“谢谢，R；耶稣。”再无一字冗余。
相信这封信中一定附有密写内容，可惜，年轻的上海公安机关当时还不具备破解技术。
神秘收信人落网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对此案高度重视，当即交由政保处处长王征明负责侦破。一年前，上海解放后破获的首起海外间谍大案，就是由时任社会处三室主任的王征明带队指挥的。
雷德蒙的活动面广，经常涉足酒吧、饭店、咖啡馆、商行，以及一些私人住宅，加起来有30多处；交往的人很多，林林总总超过70人。对这些人，侦查组一个都不放过，发现一个，跟踪一个，查证一个。
经过比较分析，梅沁咖啡馆是雷德蒙所到频次最高的场所，几乎每天必去，甚至一天几次。
经扬帆批准，王征明决定以梅沁咖啡馆女老板潘孝明为目标，寻找突破口。
1951年2月初，侦查人员利用潘孝明去港返沪之机，在杭州与她进行了秘密接触。潘孝明承认，雷德蒙和史密斯（注：与本案相关的另案间谍，当时已潜逃香港）都是梅沁咖啡馆的老顾客，但也仅此而已，她坚决否认跟两人有其他瓜葛。
侦查组接触的第二个目标，是曾在ESD44上海总部任职的吴薇兰。此人1938年与德侨萧富纳同居，上海解放后仍住在ESD44所属房产，有隐匿敌产之嫌疑。
2月中旬，吴薇兰被秘密传讯。吴薇兰承认，她曾任ESD44供给组助理员，并交代了该机构的人事情况，但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下层雇员，对其他内幕完全不了解。
两次尝试，都没能取得突破。
王征明提出一个方案：对雷德蒙采取侦查性逮捕。方案上报上海市委和中央，很快得到批准。
1951年4月27日午夜，一场在“上海市镇压反革命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扬帆）指挥下的大搜捕开始实施。雷德蒙也在这场搜捕中落网。
“王将军”“方先生”浮出水面
本以为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职业间谍开口，将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但没想到，雷德蒙到案当晚，突击审讯到第二个回合，他就开口吐供。
从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开始，雷德蒙的神情就像遭霜打的茄子，蔫得厉害。面对审讯，他张嘴便道：“我早知道你们已注意我，常想总有一天会被捕。”接着他交代自己的情况。国民党败退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华盛顿总部负责远东情报事务的劳埃·乔治来沪部署预伏，决定让雷德蒙留下，领导分别潜伏在上海、北平两地的“王将军”组和丛克中组。上海解放后，“王将军”组不断有情报送来，丛克中组则杳无音讯（当时已被北京市公安局破获）。但因近期不断有潜伏特务落网，风声吃紧，所获情报至今也没敢往外送。
继1950年初秋胡健吾来沪接头后，1951年2月，香港又来了一位“方先生”，同雷德蒙秘密会面，带来一封密写信和2000美元，要雷德蒙设法去香港。但雷德蒙还没来得及找到偷渡途径，就已被捕。
雷德蒙提供了“王将军”和“方先生”的外貌特征。这是两个尚未为我方掌握的线索。
撬动军统特务的铁嘴钢牙
根据雷德蒙的口供，侦查人员迅速查明，“王将军”，真名王可一，一个老牌军统特务。他的情报翻译就是吴薇兰。随后，包括吴薇兰在内，“王将军”组被一网打尽。遗憾的是，“方先生”暂时下落不明。
王可一是老牌军统特务，其“王将军”的诨号可不是浪得虚名。连续10次审讯，他拒不吐供。问及雷德蒙布置给他的潜伏任务，王可一一概推说不知、没有。他更愿意将自己描画成“拥护人民政府”的顺民。
直到审讯人员抛出了夏超和小罗斯福两个名字。
王可一原先自忖我方不可能掌握他跟美方接触的实质性证据。中美正在朝鲜交火，这个节骨眼上谁敢跟“山姆大叔”沾边？因此，他原本打算铁嘴钢牙，拒不认账。然而突然砸来的这两个人名，如同惊雷炸耳，震得他晕头转向，顿时矮了半截。其实，夏超和小罗斯福的名字，只是来源于侦查员在王可一家搜到的两张名片，时隔数年，王可一记忆发生“短路”，显然已经记不得还有这样两张纸片躺在他家的某个犄角旮旯。
“短路”的记忆严重影响了王可一的自信，抗审心理瞬间瓦解。他不得不开口供述：“我是1945年在重庆加入的0SS（美国战略情报局简称），夏超和小罗斯福都是OSS的间谍。1948年东北解放，我们撤回上海，雷德蒙布置我建立潜伏组台……”
随着审讯的深入，王可一心理防线终于全线崩塌，交代在香港与之接头的美国特务约翰逊，实际就是史密斯。他接受任务、领取活动经费后回到上海，又发展东亚酒店接线员郭、杨夫妇为情报员，并准备派俩人去香港受训等。
郭、杨夫妇随即被逮捕。
“方先生”松口 案情终大白
话分两头。
在突击审讯王可一的同时，侦查组加紧追踪“方先生”。
4月28日，史密斯过去的司机、也是ESD44上海总部的司机李荪被密捕。李荪交代，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史密斯之命，去贝当路841号取过一部收发报机，送给住在陕西南路的罗世祥。两周后，又从罗家把电台转移到自己家藏匿。史密斯与罗世祥的关系非同一般。
罗世祥，又一条新线索。侦查员发现，罗世祥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来于沪港之间，有为史密斯两地通联之嫌。他最近刚去过香港，很可能负有秘密任务。4月29日，罗世祥被捕。同时从李荪家起获崭新电台一部。
罗世祥到案后称，自己只做生意，不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组织，无可交代。
对于史密斯，罗世祥辩解说，是一位美国朋友介绍的，只知道他以前在海军情报处干过，后来成了邮票商人，其余一概不知。如有隐瞒，宁可被枪毙。
罗世祥在被审时口气很大，斩钉截铁，但一回到监房，立刻变了模样，神情萎靡，唉声叹气。侦查组还发现，罗的长相、衣着，特别是脚下一双进口高级黄皮鞋，与“方先生”颇为相似。于是，侦查组将罗世祥的照片混杂在许多照片中，让雷德蒙辨认。雷德蒙很快指认，此人正是“方先生”。
“方先生”——审讯员的招呼刚刚出口，罗世祥顿感如遭电击，脑袋马上耷拉下来。
据罗世祥交代，他1949年3月加入史密斯间谍组织，之后曾5次携带情报去香港，向史密斯汇报工作；先后发展海关留用人员季、倪、陈、舒等，参加间谍活动。1951年2月，他与雷德蒙接头，也是奉史密斯之命。正是在罗世祥的掩护下，史密斯才于1950年2月28日逃离上海。出逃前，史密斯交给罗世祥一批情报材料，嘱其藏匿。
罗世祥还供述，他从香港带回的联络信不是一封，而是两封：一封给雷德蒙；另一封寄给上海沧州别墅的亚历山大·格士。
根据供述，侦查组对嫌疑人逐一调查，取得证据后，将上述涉案人员全部抓获。时为1951年上半年。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侦查组夙兴夜寐，连续作战，基本弄清全部案情。
ESD44上海总部的前身是美国战略情报局驻中国总部，1947年9月以后变身为中情局远东情报总站。1948年秋，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节节胜利，ESD44开始向海外收缩撤退，同时布建针对中国大陆的潜伏组台和情报交通线。
1954年8月，距离《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已近一年，为配合国际斗争，周恩来总理指示公安部，对雷德蒙案进行公开宣判。9月12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法庭以间谍罪，分别判处间谍组织ESD44成员雷德蒙等8人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1日 总第3341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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