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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纱厂的七十载如歌岁月

作者:陈文娟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3-18 星期一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曾经有过这样一座工厂:它是郑观应、李鸿章于1890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以来中国第110个民族资本纺织企业;它是湘鄂西、川东北历史最悠久的一家棉纺织厂;其第二任董事长为青帮大亨杜月笙;它与河南豫丰纱厂、湖北裕华纱厂、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并称抗战“四大纱厂”,解决了5000万人的穿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一度成为沙市这座“轻纺城”中最大的棉纺织厂。它,就是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亦称沙市纱厂。

    沙市纱厂兴建于1930年,董事会设在上海。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时局和体制的变迁,沙市纱厂历经创建、复苏、抗战迁复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生,它的发展折射出荆州乃至江汉平原、长江沿岸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见证了中国纺织工业的曲折发展历程。

初创:应时而生,顺势而为

1935年沙市纱厂全景

    沙市地处江汉平原,南临长江,内接襄河,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而江汉平原是著名的棉花产地,沙市“盛时每年集散数量亦达20余万担”,沙市上游西南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棉纱畅销,在此办纱厂不仅可以就地取材,还能与沿海外商抗衡,可谓供销两利。沙市纱厂正是在此背景下筹建的,它的兴建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撤离上海等旧有中心向内地分散的趋势”开始。

    沙市纱厂的主要创办人是棉花商李玉山,他在上海约集了一部分在工商界有影响的人士控股,主要股东有上海崇明商人杜少如、安利英洋行华籍买办尤菊荪等。为了便于开展业务,他在沙市也筹集了一小部分资本。

    沙市中山公园、中山大马路的设计者王信伯,受邀主持纱厂的选址、规划与设计,他最终选定了沙市宝塔河附近。此处外有荆堤保障,内有高圩环绕。锯齿形厂房的设计,一度为汉口、宜昌等地同类厂房所借鉴。英国商务参赞戴维在《汉口商务》上撰文称:“沙市纱厂的建成,在经济方面不仅对长江中下游产棉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在世界纺织厂房的建筑史上,也具有开拓的贡献。”

发展:大亨出马,力挽狂澜

    1930年至1934年,沙市纱厂处于萧条危机时期。1934年10月14日,沙市纱厂在上海召开临时股东会议改组董事会,董事长杜少如辞职,总经理李玉山被解除一切职务。

    董事会改组前夕,尤菊荪曾从纱厂抽出一部分资金送给青帮大亨杜月笙,作为入股之用。董事会改组后,杜月笙便担任了沙市纱厂董事长。为了解决资金短缺的困难,杜月笙邀请金融界的一些头面人物进入沙市纱厂董事会。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为纱厂争取到资金、运输等方面的优厚条件。

    经由章士钊、汪孚礼推荐,杜月笙聘请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原总工程师萧松立任沙市纱厂总经理。杜月笙要萧松立大胆地干,并亲自给国民党驻沙市长官徐源泉写信,请其对纱厂多加关照。萧松立办厂实施民主管理,改工头负责制为职工负责制,改进设备和生产技术,强化劳动纪律,实行奖赏分红制度,纱厂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

    1935年起,沙市纱厂生产的“荆州牌”20支、16支、10支棉纱,名扬鄂西和西南各省,在销售渠道畅通时,常常供不应求,当年纱厂即实现扭亏为盈,1936年至1937年还清了上海银行100多万的借款,1938年1月至7月盈余纯利润达到184万元。

    当时,沙市纱厂已经有了相当雄厚的实力,在兼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杜月笙组织下,沙市纱厂积极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1938年7月18日,《申报》第二版刊载“杜月笙经募沙市纱厂救济难民捐款五万元……”沙市纱厂还制定了《沙市纱厂捐助晴川中学奖学金办法》,抽出15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奖励家境贫寒的优秀学生完成学业。

迁复:巴山蜀水,支援抗战

沙市纱厂使用的“荆州牌”商标

    抗日战争爆发后,杜月笙出面,以沙市纱厂的机器、棉花作抵押,向中国银行贷款80万元,将工厂内迁重庆,1941年5月,工厂恢复生产,厂名仍用旧称,董事长还是杜月笙。

    沙市纱厂在重庆期间,注重兴办职工福利,如供膳宿、办学校、建医务室、负责治疗工伤等。这种“大家有饭吃”的办厂宗旨,激发了职工“爱厂如家”“敬业奉献”的积极性,使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同行业中首屈一指。当时的《董监会议事录》中记载:“本厂出数、品质均较后方各厂为优,誉为第一。”产品售价虽比同行业厂商高出一成左右,但仍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豫丰、裕华、申新和国民政府军政部纱厂经常派人前来参观取经。抗战时期,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都参观过沙市纱厂。1945年,杜月笙专门飞抵重庆,陪同蒋介石视察沙市纱厂。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来厂视察后,评价其为“迁川工厂的典型”。苏联大使来厂参观后,赞誉沙市纱厂是“小社会、大家庭、山城花园工厂”。

    内迁后的沙市纱厂,成为重庆机器棉纺织业的主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前重庆棉纺织业的落后面貌,增强了后方棉纺织品的生产能力,缓解了纱布供需矛盾,解决了战时后方衣被紧张的问题,为缓解后方军需民用,稳定社会秩序,坚持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萧松立派人来沙市接收厂产,并写信给沙市警察局请求协助。1946年初,沙市纱厂复工,所有复工费用均来自重庆沙市纱厂。此时沙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有渝厂和沙厂两个分厂,萧松立被任命为两厂的总经理,杜月笙仍为董事长。

抗战胜利后,沙市纱厂关于设立办事处办理接收厂产等事宜致沙市警察局请求协助的代电(部分)。

新生:春去春回,沧桑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沙市纱厂经过8次扩建改造,不断发展壮大。从1949年7月15日沙市解放到1952年底,沙市纱厂进行了社会改革和生产恢复,并于1953年完成公私合营和第一次老厂扩建工程。当年国庆节,《沙市报》在显著版面刊登了题为《发展中的沙市纱厂》的报道。

    1958年,沙市被定为全国29个重要轻纺工业城市之一,纺织印染产业发展如日中天。1966年9月,“沙市纱厂”改名为“向阳纱厂”,1980年8月,又更名为沙市第一棉纺织厂。1981年,国务院将沙市确定为全国第一个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沙市第一棉纺织厂借此契机取得了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纺织行业知名企业,被《江汉明珠——沙市》一书誉为发展地方工业“滚雪球”模式的典型。

    随着国家战略重心向沿海转移,沙市纺织产业逐渐淡出国人的视野,轻纺城市盛景不再。2006年,几经更名、改制的沙市纱厂被浙江越美集团公司并购。

    沙市纱厂从建成投产到被并购的76个春秋,如一首跌宕起伏的歌曲,有激荡人心的高潮,也有平淡和低回。令人欣慰的是,除了荆州市档案馆外,重庆市档案馆也保存着沙市纱厂的部分档案。它们将沙市纱厂的历史味道及其对抗战、对近现代纺织业所作出的贡献凝固成人们永恒的记忆。

        文中所示档案为湖北省荆州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15日 总第3347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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