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盟国之请，派出远征军入缅援英抗日。滇缅战场是中国军队最早对日反攻并取得彻底胜利的战场，也是盟国合作最为广泛和深入的抗日战场。在整个滇缅抗战中，中国远征军将士们，以戴安澜、胡义宾、刘放吾等为代表，发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凭借英勇无畏的战斗、坚忍不拔的意志，付出数以十万计伤亡的沉重代价，力克顽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滇缅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尤其是滇西民众的大力支持，李根源、张问德等爱国士绅临难不苟，挺身而出，担当重任；后方青年踊跃参军，支援作战；诗人穆旦、前线观察员黄仁宇等人用手中的笔为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留下了特殊的记录……
为重温那段一寸河山一寸血的烽火岁月，为告慰那些马革裹尸将士的不屈英灵，《民国风云》栏目从本期推出《中国远征军》专栏，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专家依托馆藏档案撰写了一组相关文章，力求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峥嵘岁月。
1942年4月，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113团在缅甸仁安羌与日寇血战三昼夜，成功救出被围英军数千人，创造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在异域御敌的首次胜利。此战中，113团在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面对强敌，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
英缅军陷入重围
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开启南方作战计划，先后击败驻扎在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的西方殖民军队，并以“大东亚共荣”“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蛊惑人心的口号诱骗殖民地人民。此时，英属缅甸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英国来说，缅甸是其保卫印度的重要屏障；对中国来说，缅甸的得失则关系到此时唯一的国际交通线和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安全。因此，中、英两国都对缅甸高度重视。
为了共同抗击日军、保卫缅甸，中、英双方于1941年底建立了军事同盟。中国政府随即组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任命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未到任，由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代理，1942年4月初改任罗卓英），下辖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共9个师，近10万人，随时准备入缅作战。但英方顾虑到中国军队进入缅甸后会影响其殖民统治，迟迟不许中国军队入缅布防，当时负责缅甸防务的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更直言，“若华军来缅甸，他们就会赖着不走”，因此，中国远征军错失了入缅布防的最佳时机。直到1942年2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缅军难以招架，仰光告急，这才不得不紧急请求中国军队入缅助战。
1942年2月底，第5军、第6军率先开入缅甸，在同古等地迎战日军。3月底，第66军主力新38师在师长孙立人率领下赶赴缅甸，于4月5日到达腊戍，旋即奉命开赴曼德勒（缅甸故都，又称瓦城）驻守。该师系由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虽声名不显，但师长孙立人治军严明，已督部在贵州训练多时，且配备了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战斗力很强。
新38师抵达曼德勒后，于4月15日奉命派出112团、113团，分赴纳特莫克和巧克柏当，以策应西线阿兰谬至马格威一线的英军。当时，日军第33师团兵分三路来攻，企图占领曼德勒、阿兰谬之间的战略要地仁安羌。这里有中南半岛最大的油田，同时也是缅甸战场上盟军油料的主要供应地，且为曼德勒屏障，若仁安羌不守，曼德勒也将难保。因此，虽然这一带本非中国军队防地，但考虑到与盟军的密切协作，新38师仍勉力驰援。不幸的是，此时英缅军惊慌失措，毫无斗志，新任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早已制定了弃缅保印的战略，企图将前线防务全部交给中国军队，以掩护英军撤退至印度，但又不肯与中方言明，导致中国远征军在入缅之初便陷入了分割使用、指挥混乱的不利境地。
英军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之线后，日军214、215两联队绕至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军1师全部人员及战车营第7装甲旅7000余人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同时以一部占领拼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至4月17日中国援军两团到达指定地点时，仁安羌以北的英军已被日军完全包围，几次突围不果，陷入了粮断水绝的境地。据时任英缅军第1军军长斯利姆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中讲述，被围英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炙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又受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死伤惨重，实际上已完全崩溃。为避免全军覆没的厄运，斯利姆只得向前来助战的中国军队求救。
刘放吾临危受命
4月16日下午，新38师113团在副师长齐学启的率领下到达巧克柏当布防，归英方指挥。17日晨，斯利姆得知113团抵达巧克柏当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立即驱车前往，与该团团长刘放吾会晤。在113团团部，刘放吾给斯利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身材瘦削，方正的脸上透出刚毅，叙述战况时思维敏捷。随后，斯利姆当场向刘放吾签发作战手令，“致113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开至拼墙河地区，与安提斯准将会合，在英军战车配合下，即向拼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处公路两侧之敌攻击而歼灭之”。此时，刘放吾对直接受命于英军还有所迟疑，经请示师长孙立人，并得到远征军第一路长官部明确指示，他才露出微笑，同意照办。明确了救援任务后，刘放吾即率领113团全体官兵，分乘80辆卡车向拼墙河挺进，并派副团长曾琪随同英方战车队长安提斯先行到前方侦察敌情和地形。斯利姆事后对刘放吾的行动能力大加赞赏，说“他一旦付诸行动，简直无懈可击”。
17日傍晚，113团到达指定地点，即刻进行攻击部署，对拼墙河北岸日军形成两翼包围态势，使其腹背受敌。刘放吾与英方商定，将其配属的12辆轻型战车沿公路两侧搜索，3门大炮的主要火力则指向501高地，掩护113团展开攻击。攻击开始前，师长孙立人也由曼德勒星夜赶到前线，亲自指挥战斗。此时，斯利姆对刘放吾团的作战能力还有些不放心，便将此疑虑告知孙立人，孙立人即邀请他同往前线视察。刘放吾看出了斯利姆的担心，主动提出请他“到营部看看”。在那里，斯利姆听取了汇报，对部队攻击部署情况相当满意。就在他准备返回之际，刘放吾又请他“再往连部走走”。斯利姆听后大吃一惊，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不确定在战争即将开始的一刻，我该接近连部，但为了面子，虽然不情愿，我还是涉水到达连指挥所。”此时，进攻的枪炮声已响成一片。“上校转身看我，我真担心他会说要到排部去。所幸他未再提议，只是望着我露齿而笑。”刘放吾的表现，使得斯利姆刮目相看，深感只有像他这样“优秀而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
解围战终获胜利
4月18日拂晓，战斗打响。刘放吾令2营在正面牵制住敌人，自己则率领113团主力对敌人右翼施行包围攻击。在英军炮兵火力和战车队的掩护下，全团官兵士气旺盛，勇往直前，激战至正午时分，已将拼墙河北岸之敌完全击溃。可惜拼墙河水浅，敌军残部涉水逃窜，加之南岸日军拥有地利优势，无法一举将其摧破。午后2时左右，113团暂停攻击。
我军进攻之时，被围英军也曾发动突围，但都被日军击退，毫无进展，以至于听到援军的枪炮声突然停止，一时间又陷入崩溃状态。第1师师长斯高特向军长斯利姆连续打来告急电话，坚请113团继续进击，以解被围英军之苦。但拼墙河南岸地形暴露，敌人又居高临下，若贸然出击，不但难以达到救援目的，反而易被敌人窥破113团的兵力虚实，伺机反攻。因此，孙立人向斯利姆反复痛陈其中利害，请他令被围英军务必再坚忍一日，并保证：“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18日晚，孙立人向113团下达了次日拂晓进攻的命令，并将攻击重点放在日军左翼，为英军突围留出安全通道。19日凌晨4时30分，战前准备完毕，113团利用天色犹暗，开始向日军大举猛攻。刘放吾亲率1营担任主攻，从正面攻击日军501高地，2营居右，3营居左，兵分三路发起进攻。每一路都有一个指挥官举着一面小旗，指示前进方向，激励全团将士有进无退。战况相当惨烈，密集的火网中夹杂着白刃肉搏，敌我伤亡均重，阵地数易其手。3营几次冲锋都被日军密集的火力阻止，营长张琦奋不顾身，冲在了最前面，最后重伤倒地，壮烈殉国，临死时他还在拼死呼喊：“兄弟们，杀啊！”经过数小时激战，1营成功夺取501高地，打破了日军包围英军的态势，将战线推进到仁安羌油田区。苦战至下午3时，113团终于将油田区的日军完全击溃，收复了全部油田，救出被俘的英军及美国传教士、新闻记者等500余人。
紧接着，刘放吾一面派兵肃清残敌，一面固守要塞，掩护英军撤退。到傍晚，被围英军7000余人全部解围，由113团左翼向拼墙河北岸陆续安全退出。其后，刘团长又率部将战线向南推进了10余公里，在仁安羌油田以南区域与日军对峙，直到21日凌晨才奉命后撤，仁安羌解围战就此落下帷幕。
1942年5月3日，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致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师长孙立人的贺函。
仁安羌解围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值得中国军队扬眉吐气的一战。战后，刘放吾与113团各营营长都受到了中、英政府的嘉奖。1992年，仁安羌解围战胜利50周年之际，英国前任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洛杉矶亲切会见了旅居美国的刘放吾将军，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向他表达了感激之情。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22日 总第3350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