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一直在法院工作。30多年的时间里，我几乎都与档案为伴。随着时光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在法院档案室工作的环境越来越好，条件越来越好，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感受到档案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也越来越离不开档案。
30多年，对于时间长河来说，不过是匆匆一瞬，弹指一挥间。去年夏天，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用余生把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故事都写进文字里。
一天夜晚，我正撰写工作中的故事，在翻阅一摞以前的工作笔记时，突然想起与一片红叶有关的往事。于是，我急切地找到那片几乎已被忘却了的红叶。
若要找到那片红叶，有一封信是关键。 信是几经辗转寄到我手中的。寄信人是我过去的学生，他现在是新疆某重点工程的工程师。信中，他提起了那片红叶。
红叶被夹在一本书中，翻阅时，猛然间，它从书本里滑到襟袖间。我赶紧轻轻拿起了这片叶子。
46年了，叶片虽失去了光泽，却还是那么红。我轻轻地把它翻转过来，看到了叶片背面的依旧清晰的字迹：“我永远做党的好孩子。”
是的，在这片红叶上烙印着一件令人难忘的故事。
那是1972年深秋，我在一所学校当老师，一次，带着全班学生到一个小山村参加采茶“学农”劳动。那天，正好赶上阴天，冷风呼呼地刮着，远近山坡上红枫点点。
犹记得，他穿了件半旧蓝制服薄棉袄，长胳膊、长腿、白皙的方脸庞。最使我难忘的是他那双大眼睛，时刻流露着近乎怯懦而惶惑的眼神……
他在班上成绩最好，却由于出身问题常遭冷落。那天，我们的劳动主要是采摘茶叶。经了霜的茶叶子，手一摸冻得生疼。不少学生边采边玩，撒了欢儿似的；可他不言不语，只低头来回采茶叶。那双白皙修长的手，已经冻得通红。
至今，我还记得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老师，我最缺乏劳动改造和锻炼。”
劳动过后，班里搞了一次祭扫无名烈士墓的活动。我四面望着，山坡上尽是枯草，就连那耐寒的野菊，也早残了。我让学生们每人采摘一小片红叶，可当书签，也可留作其他纪念。不一会儿，孩子们陆续交给了我。
当他也举着一片红叶兴冲冲地走近我的时候，突然停顿下来，那瘦弱的身体像过电似的猛然一颤。我向前迈了两步，主动伸出手接过了他手中的那片红叶。
山村西边的高坡上，数十棵松柏环绕的小林子里，立着一块一米多高的碑石，上面没有一个字迹。
村里的一位老大爷讲述了这位烈士的事迹，他指着墓碑告诉我们：“那是1941年秋，这位同志在掩护游击队的同志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老大爷哽咽着说：“就在那天夜里，乡亲们深深地掩埋了他。后来，又立了这块碑。可惜，谁也不知道这位烈士的名字……”
随后，学生们在烈士墓前向烈士鞠躬，并献了一束红叶。我注视着队伍中的他。
他低着头，垂着双手，双肩在微微抖动。
活动结束，墓地空旷了。
秋风中，只有他，独自一人还在墓碑旁徘徊，忽然弯下腰，在离碑石不远的草地上，拣起一片又大又圆的红叶。
当天晚上9点，我在房间里听见敲门声，开了门，是他。他没有说话，而是双手捧着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目送着他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那信封里装着一份入党申请书。
还有，就是这片红叶，一片背面写着字、又大又圆的红叶。
我把入党申请书转交给党组织，而这片红叶就夹在我的系列红色书籍里。
而他，高中毕业以后，竟杳无音信了。
后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
信中说，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从此，他家落实了政策，他也被批准到美国留学，靠着课余在一家中国餐馆里打工拖地、洗碗挣钱读书，仅用两年时间就读完了4年的课程，并取得了硕士学位。
一个远房的叔叔要他留在美国，可他拒绝了。1988年，他回到了祖国，并自愿到边远地区去工作，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运用到祖国的建设中去。
信的末尾，他写道：“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小山村，那墓地，那无名烈士碑。记得您点着头，接过了我手中的红叶。老师，我请求您，可否再到那烈士墓前，为我寻一片红叶寄来……”
这个时代变迁的是方式，不变迁的是使命，斗转星移，日月更新，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进入了新时代。
我定会满足他的请求。在深秋的一个周末，我找到了一片最美的红叶，并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在手心里，仔细端详着、抚摸着，仿佛红叶的背面已被他写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8个字。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3月25日 总第3351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