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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

作者:吴锡刚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4-03 星期三

    在我的老家——桂西北的仫佬山乡,清明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此时,家不分贫富,人不分职业,皆以“上坟”为要事,也就是扫墓祭祖。很多到外地务工或在外工作、学习的乡亲都会不顾舟车劳顿,返乡“上坟”,以此缅怀逝去的亲人。

    2002年以来,每逢清明,我都要到外公的墓地扫墓。外公虽然离开我们已有10多年,但每每想起外公对我们晚辈的关心和爱护,我脑海里不时浮现出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而今又到清明时节,特撰此文,回忆外公在世时的点滴片断,借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

    外公是我母亲的三叔,我本应叫他外叔公,但因他没有子女,又对我们兄妹很关心,而我的亲外公(即他的大哥)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去世,故我对他就以外公相称。

    外公于1918年12月生于广西罗城县永安村,自幼聪敏好学,1942年春夏之交,他离家从军,投身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于1948年返乡。当年我母亲才7岁,隐约记得自己的三叔年轻英俊,无事时经常在门前的平地上来回踱步,似乎在思考着什么。1949年后,外公音讯全无。我小时候偶尔会听到长辈们议论,说外公可能是到了台湾,也可能是在兵荒马乱中早已不在人间了。

    1987年底,外公思乡心切,通过多方联系,终于在1988年6月与亲人恢复通信。当时各位亲友乃至全村的人听到外公健在的消息都很兴奋。

    此后,外公先后3次返乡探亲。

    第一次返乡探亲是1989年1月底。当时外公与同伴均是第一次回乡,不熟悉路线。他们从台湾坐飞机至香港,再从香港乘坐火车到广州,然后租了一辆小汽车回到广西罗城。外公因一路颠簸、寒冷交加又活动不便导致痛风病发,回到家乡时,一只脚浮肿得已不能走路。随后,外公被送到县中医院治疗,幸好恢复较快得以回家过春节。其间,外公给不少亲友都带来了礼品,还请全村每户代表吃了一顿饭。当时,外公住在舅舅家,前来看望的乡亲和亲戚很多,嘘寒问暖,外公由衷感叹“黑发离家白发回”“最甜是故乡人”。同年2月17日,外公从桂林经香港回到台湾。非常遗憾的是,与外公同行的罗先生在桂林托运的行李,到香港转机时不小心被弄丢了,行李中装有他们返乡与亲属拍摄的照片,令他们难过不已。

    第二次返乡探亲是1990年4月上中旬。正值清明节期间,外公先回到罗城老家扫墓祭祖,后到金城江我家住了一段时间。这次返乡,外公给我家购买了一台彩电,彩电是在香港买的,并委托一位汽车站的长途班车司机到广州凭缴费发票取货,我家一直使用了12年。

    第三次返乡探亲是1992年8月中下旬。我先把外公接到金城江我家里住,后来又在县城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

    此后,外公多次想回乡探亲或定居,终因年老体弱、无人做伴、退休待遇无法落实等多种因素未能如愿。1998年上半年,我和舅舅准备赴台湾探望外公,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韦志明先生是外公在台湾的邻居,也是河池人,比外公年轻,健康状况相对好些,为人耿直、爽快。外公第二次和第三次返乡均与他同行,两次返程前都曾在我家住。我有一段时间未收到外公的来信,感到担忧,就写信给韦志明先生了解情况并托他关照外公。他在回信中称:“他(外公)对你所寄来的信均想回复,因双手发抖无法持笔……莫说返乡,在此地步行迟缓,经常看到或听到人家返乡,自己走路艰难,泪珠只能往肚里吞。我和他是同病相怜,病情只有轻重之别而已……我俩以后返乡机会就破灭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悲凉、伤感、无奈的心情。

    与外公的交往联系主要靠通信,以求“千里传亲情,家书问平安”。

    刚开始时,台胞给大陆亲友写信只能由台湾先寄到香港,由有关部门人员在香港粘贴好邮票后再寄给大陆,无法直接通信;大陆可以向台湾、香港直接通信,但是如果信封不贴“航空”标签,邮寄时间往往比较长,有的甚至需要一个半月,而航空平信一般10天或半个月就能收到。后来,两岸直接通信,邮寄速度加快,逐步压缩至一周左右。我于1988年6月写第一封信给外公后,便坚持每月写一封信向他问安并汇报自己的近况,每逢中秋、春节,我都发电报向他老人家致以节日的祝贺。可以说,我们爷孙俩的通信已成为13年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双方心灵沟通、亲情交流和精神慰藉的一个重要方式。如今,我每每翻看外公的来信,都会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温馨。

    外公赴台湾前曾两次娶妻,前妻过早病逝,后妻改嫁。他在台湾孤身一人生活,尤感家庭、亲情的重要。两岸开放探亲后,他对晚辈的教育成长、婚姻家庭等均关怀有加,感人至深。外公在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中就建议我勤学外语,以便今后出国留学。1994年7月,我女儿仅4岁,外公购买了一对笔托回乡探亲的韦志明先生带给小女,并交代因小女年龄尚小,带到校园容易遗失,留在家中使用。外公对我小弟的婚姻大事关心甚多,在他病逝前几个月还在信中及电话中交代我,希望小弟早点成家,并让我向父母转告他的意见。

    外公晚年关注家乡的建设和发展,通过看电视报道和阅读广西乡情读物,了解家乡资讯。1994年,广西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他响应台北市广西同乡会号召,捐款1万元台币支援灾区人民;1999年1月,他捐助1000元人民币支援本村小学新校舍建设。

    2000年11月6日,外公因病住院,11月28日病重。12月8日,外公立下遗嘱并交代后事,委托他人在自己辞世后将其骨灰送到大陆交给我土葬。

    在外公住院期间,我报名参加广西经贸赴台考察团,准备借赴台机会去看望外公,不料手续尚未办好,外公却于2001年1月8日在台北病逝。

    外公病逝后,受外公遗嘱委托的邻居老人们希望等我到台湾后再办丧事,奈何我的赴台手续迟迟未能办妥。2001年3月中旬,台北市礼仪社办理了外公后事。次月17日,台胞阮京先生(广西桂平人)受委托将外公骨灰盒送到南宁。我赴南宁交接时,还收到外公的照片和简历等材料。同年10月6日,我和舅舅等亲友将外公的骨灰盒安葬于家乡的葫芦山脚。

    外公年轻时生活在动荡的战乱年代,中老年时到处漂泊,生活坎坷,孤独苦闷。落叶归根是他生前的愿望。值得宽慰的是,外公去世后终于遗骨返乡,魂归故里。愿外公在另一个世界与亲人相聚,不再孤独、漂泊。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4月1日 总第3354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段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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