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庭中的宠儿
吴宓，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等课程，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此后，他在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学，为中国培育了无数的英才，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曹禺、吕叔湘、李赋宁等著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无不认为吴宓是一位学识渊博、真诚率直的好老师，不过，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位老师情感丰富，内心敏感，常常充满矛盾。这与他幼时处在复杂的大家庭有关。
吴宓的生父是吴氏家族的长子吴建寅。吴宓的生母姓徐，身体向来虚弱。吴宓出生不到半年，生母便因病去世，吴宓改由祖母和祖母身边的仆人刘妈抚养。吴氏家族是当地最大的家族，分老支、新支，新支非常富厚，其东院吴式义堂，累世为盐商，总号设于扬州，号称“全省首富”；其西院吴崇厚堂，在三原县有全盛益药店、永兴厚布庄，数代积累，其富贵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府。吴宓就出生在吴崇厚堂，虽然他出生后6年便赶上庚子国变，家族的商号一一关闭，财力大减，但整个大家族仍然长尊有序地生活在大宅院内，府中有丫环、佣人，而吴宓的身份地位像极贾宝玉，其祖母则是这一大家子的“老祖宗”。
与贾宝玉不同的是，吴宓的身世更为特殊——他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本来，过早失去生母的吴宓应当在生父吴建寅的管教、呵护下成长，但这个大家庭说话最有分量的是吴宓的祖母。由于吴宓的生母去世，吴建寅成为鳏夫，祖母怜爱吴宓，便命令把吴宓过嗣给自己的次子吴建常，吴建寅虽然极不情愿，但因其十分孝顺，对母亲的话百依百顺，最后还是予以听从。这样，吴宓称吴建寅为爹，称吴建常为父。吴宓的婶婶成为他的嗣母。等吴建寅后来又娶了女子雷孺人后，雷孺人成为吴宓的继母。吴宓的两父两母以及祖母，都很疼爱吴宓，但疼爱的方式不同，有时甚至因此闹矛盾，这对吴宓矛盾性格的养成应该是有关系的。而吴宓的两位父亲性格迥异，兴趣、经历不同，对吴宓产生了更加多样的影响。
生父的行事与教育
吴宓的生父吴建寅，曾任职于上海大学、国民政府监察院，回乡后担任过三原县善堂董事（堂长），在地方上颇有威望。吴宓虽然过嗣给吴建常，但吴建寅对亲生儿子哪能不管。而且，吴宓稍长后，嗣父经常在外，吴宓的很多事情都由生父照料。
吴建寅为人稳重，重视文化礼仪，持家勤俭。其续娶的雷孺人，容貌端正，行为通达，无一般妇女之琐谈及俗态，是全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而且很疼爱吴宓。
吴宓10岁时，吴建寅把他送到学校，跟随关中大儒刘古愚门人恩特亨就读，当年读完《史鉴节要便读》《孟子》上卷，次年读完“四书”全部，又读明朝王世贞批点的《资治通鉴》，学习《笔算数学》。吴宓12岁时，恩特亨就任陕西省高等学堂教务长，吴建寅生怕耽误孩子的学习，在陈家巷九号设家塾，聘请先生专门教授吴宓和另外一位学生。如此，吴宓在一年内读完并背诵了清代张一鹏撰写的《普通学歌诀》，其中的经史源流、理学宗传、中外地理、声光电化等章，使吴宓增长了很多知识。之后，吴建寅见王麟编通晓新旧学问，其所在的家塾也半采用新式学校办法，觉得很好，马上让吴宓转到此处。事实证明，这次转学的效果非常好。吴宓后来回忆：“王麟编师，主张‘因材施教’，即对每一学生各订计划，单独讲授。是时对宓，则（一）续读（兼背诵）《左传》，至昭公初年止。但不注重《春秋》（经）而专重传文，不论‘书法’，只作为史书读。（二）命宓阅读《西洋史要》一书，不久即完。（三）多看上海及在日本东京出版报章，以及小说。师并可为答疑、详解。总之，在此两月中，宓进益甚大。深信此家塾实胜过宓三年来所入之各学，所从之各师。”吴宓能有如此收获，自然与吴建寅的精心选择有关。
后来，吴宓考上北京的清华学堂，也是吴建寅特雇一辆骡车，把吴宓送入清华园的。而在1912年吴宓考入学费征收颇多而英文程度最高的圣约翰大学，也是基于吴建寅愿出巨资供其读书。
总而言之，为了吴宓接受好的教育，吴建寅可谓不遗余力，耗资巨大。但教育儿子时，吴建寅常告之以勤俭，这与吴宓嗣父吴建常动辄耗用钱财截然不同。吴宓一生勤俭，应该是接受了生父的这些教导。而其重视孝道，也与生父孝顺祖母密切相关。
不过，对吴宓影响更大的是他的嗣父。
一生最崇拜的嗣父
吴宓的嗣父吴建常，相貌俊伟，举止风流，豪放磊落，学问渊博，兼习骑射，在乡里及本省久负盛名，早年受业于刘古愚，后赴日本学习军事。辛亥革命后，他担任凉州副都统，又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抗战时以监察委员身份长驻西安，1947年因年高去职。
吴建常与吴宓父子情深，对吴宓无所不谈。吴宓不仅视其为父，而且视其为师、视其为友，凡事无不告诉嗣父。嗣父对吴宓像母亲一样照顾，教他如何穿袜子、刷牙，如何待人接物。
在《吴宓自编年谱》中，吴宓曾这样回忆嗣父早年对他的教育：“自1900（年）冬，至1901（年）八月，仲旗公在沪家，自书写方字，每晨教宓认识。最初日认三字，渐加多，最后每日认二十四字，仍兼复习最近十天所认之字，择令答问、回讲。仲旗公之教法极好。第一，每字之形、声、义结合，命宓应注重形（笔画）与义（意思），不得已，宁可不知其音或误读其音。……第二，仲旗公善讲字义。如‘耳手趾爪、碗碟、床褥、笔砚、椎刀、车马、街巷、花树、亭楼、山河、星云’等字，固皆一一指示实物，结合宓之记忆矣。即于‘而且、然、则’以及‘之乎也者已焉哉’等虚词，亦一一造作实际之事例，说明‘在如此之情境下，可用某一字表示我之感情与心理’，以指示宓之应用。其结果，在十个月之中，宓认识得三千余字，而能读懂戏剧、小说、弹词、传奇，以及杂志、报章、广告、传单、普通教科书，等等。总之，一切白话以及浅近之文言书籍。”仲旗公就是吴建常。此时，吴宓不过七八岁，认识3000余字，为他打下了学习一切文化的基础。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的嗣父不是单教他识字，而且把实词、虚词所表达的实物乃至感情、心理均予教育，使其懂得如何应用，这样的教育方法很值得我们借鉴。
另外，吴建常在吴宓很小的时候，便与他谈论过《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小说，使吴宓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1901年底，吴建常的夫人病逝，吴宓失去嗣母，“守丧，尽礼，心中亦觉凄悲”。此时，吴建常仍居上海，吴宓已被接回家中，由继母雷孺人教其读书。而吴宓所读课本为叶澜、叶翰兄弟编印的《蒙学报》，兼读《泰西新史揽要》《地球韵言》等书。他还非常喜欢翻阅《新民丛报》。吴宓称：“宓一生思想，受梁任公先生（启超）及《新民丛报》之影响，最深且巨。”这样的书刊，在当时吴宓老家是买不到的，皆由吴建常按期从上海邮局寄回。这使得吴宓能得风气之先，视野开阔。
此后，吴宓进入当地学校读书，仍能持续不断地收到吴建常从上海寄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上海白话报》《恨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官场现形记》等报刊、小说。吴建常还曾自游日本数月，入陆军预备学校，并撰写了《爱国行记》，此书寄给吴宓后，对其影响很大。吴宓后来能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成为汇通中西的著名学者，固然与他日后接受名师的教导有关，但若追溯其源头，则与他两位父亲的言传身教密切相关。
吴宓曾多次说：“宓最崇拜仲旗公。”吴建常在其戎马生涯中作出一番了不起的事业，这对吴宓起到很大的激励作用。1912年12月，18岁的吴宓在清华园读书期间，担任凉州副都统的吴建常因公事到达北京。他向吴宓讲述了辛亥革命后甘肃发生的变化，并说：“中国由前清进入民国，由专制改为共和，全国十八省中，惟甘肃省未有一次战争，未曾杀害一人之生命，此我之所为。我自谓能对得住甘肃人矣。”如此之成就、壮语乃至情怀，怎能不激发起作为儿子的吴宓强烈的家国情怀！吴宓一生具有真挚而强烈的爱国心，又怎能不与父亲的言传身教紧密相连！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4月26日 总第3365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