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期间，曹汝霖住宅被焚，章宗祥遭学生痛殴，陆宗舆甚至被家乡开除了“乡籍”，三人成为千夫所指的“卖国贼”，遭到全国各界的愤怒声讨。曹、章、陆为何成为众矢之的？“卖国贼”的帽子又是怎样戴到他们头上的呢？
在近代史上，面对强横、狡黠的对手，办理对日交涉的中国官员很容易被指摘为“亲日派”“卖国贼”。1915年5月，长江巡阅使张勋和福建巡按使许世英通电各省，痛斥外交次长曹汝霖为“卖国巨奸”，指责其在有关“二十一条”的交涉中私自根据日方要求，在损害国权最大的第五项中加了“日后协商”4字。陆宗舆当时任驻日公使，深度参与了“二十一条”等中日条约的谈判，因此也被骂为“卖国贼”。在后来的辞职通电中，曹汝霖和陆宗舆都否认了卖国的指控，指出签订条约均出自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决断及各部部长的意见，且认为他们在对日交涉中据理力争，为维护国家权益作了很大努力。而章宗祥当时担任县知事考试委员长，在中日交涉即将结束时，才列席内阁会议，在交涉中未起多大作用。
1918年，因“西原借款”，曹、章、陆三人被戴上“卖国贼”的帽子。1917年至1918年，段祺瑞政府以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资产作抵押，以修筑铁路、推广电报等名义，先后向日本秘密借款共计1.45亿日元，用于编练名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实为发动内战的“参战军”。这些借款主要是时任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的曹汝霖和时任驻日公使的章宗祥二人同日本人西原龟三操办的。陆宗舆则是西原龟三来华的接洽人之一，且一些款项就是通过其担任总理的中华汇业银行交付的。因此，曹、章、陆与徐树铮、靳云鹏等人被拥护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的旧国会议员称作段祺瑞的党徒，是“勾结日本军阀，借外力以杀同胞，举军事、财政、矿路一切权利赠诸异族的卖国之贼”。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中国为解决青岛及胶济铁路被日本占据等问题曾与日本秘密交涉，曹汝霖和章宗祥是这些交涉的主要参与者及决策人。如1918年9月，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秘密商讨处理胶济铁路及借款修筑山东铁路的问题，最后达成了《中日两国交换解决山东问题文件》。在文件中，日本提出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经营、铁路巡警队由中日两国政府组成、巡警队本部及培训机构应聘用日本人等条件。章宗祥将文件寄给曹汝霖后，曹又将文件转给内务部。曹、章等人与日本的秘密交涉达成的结果与国人收回山东权益的热切期望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当章宗祥于1919年4月从日本启程回国即将离开东京车站时，有数十名中国留学生拦住他，并诘问：“到日本后缔结几许密约、几许借款？”当学生被日本军警驱逐后，学生们大呼“卖国贼！卖国贼！”并将章宗祥的名字写在日本国旗上。当时舆论认为，曹汝霖是中日间种种密约的主使人，而这些密约大都由章宗祥经办，陆宗舆则常以曹汝霖代表的身份活动，“卖国贼”的帽子又一次扣到他们头上。
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各界群情激奋，大都认为此次外交失败是为“卖国贼”所误，而深入牵涉到“二十一条”“西原借款”“山东问题”等中日秘密交涉中的曹、章、陆三人便成为矛头所向。随着“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的提出，曹、章、陆三人的“卖国贼”帽子被扣得越发严实；6月10日，北洋政府将三人撤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3号 总第3368期 第二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