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央视的《朗读者》节目吸引了众多观众，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其实，我国古代许多文人墨客也是著名的“朗读者”，如韩愈、司马光、朱熹等文人。
唐代韩愈提出了著名的“四到”读书法——手到、眼到、口到、心到。他认为，在翻书的同时，要把阅读、朗读和思考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专心致志，提高读书效率。
北宋司马光推崇“诵读法”。他认为，要大声朗读阅读过的文章，一边朗读一边思考其内容要义，如此才会有所收获。
南宋朱熹提倡“熟读精思”的读书方法。他说：“大抵观书先需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熹认为，书读得多了，自然熟知；想得透彻了，自然有所得；读得多和读得少有很大的区别，读十遍与读一遍不一样，读百遍和读十遍也肯定不一样；朗读和思考是互相促进的，如果既能熟读，又精于思考，自然就能理解透彻，永远不忘。
明末清初的陆世仪提出了“阶段读书法”。陆世仪把读书的过程分为3个阶段，即诵读（5岁—15岁）、讲贯（15岁—25岁）、涉猎（25岁—35岁）3个阶段。他认为，人在15岁之前，记忆力好而理解能力差，所以要多朗读、背诵经典名著；15岁以后，理解能力渐强而记忆力不如以前，要进行分类研究；25岁以后，要广采博览，有所成就。
清代郑板桥推崇多朗读以探研精义。他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主张书要多朗读、读熟，追求过目成诵对求学无济于事。多朗读、熟读的目的是能够探究书中的思想观点，把握书中的主旨内容，“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
清代曾国藩提出“看、读、写、作，不可缺一”。他认为朗读古文的时候，“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而朗读文章如坚守所得之地，然后要经常写作，否则就不能学到古人的方法，领会不到古人的思想。
有道是：朗读背诵解千愁。古人提倡用朗读、背诵来学习经典古文，以提升记忆力、培养语感、加深对文意的理解，从而提升创造力，这对今人学习古文很有借鉴意义。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5月23日 总第3376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