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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而高远的父爱

——梁济对其子梁漱溟的宽放教育

作者:张建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6-17 星期一

    对儿女爱之切者,莫如母爱,因而世人常常盛赞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而对儿女有理性的规划、长远的影响,则父爱常常担负其责。

    著名思想家梁漱溟曾多次回忆父亲梁济对他非同寻常的父爱。其中有一件事:梁漱溟年轻时曾专研佛学、吃素,乃至于打算出家、不结婚。对于其研佛、吃素,其母亲尚可以勉强接受,但出家、不结婚之事是完全接受不了的。其父梁济虽也非常盼望有孙子,但他却采取完全不责备、不干涉的态度,而只是将自己的想法让梁漱溟知道而已。即便在梁漱溟的母亲临终前叮嘱他一定要娶妻生子后,梁济仍告诉他:“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对此,梁漱溟晚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的确我真想出家,29岁时才放弃此念头。”可见,梁济深知其子有“向上的意志”,所以对梁漱溟非常信任,乃至到了“放任”的程度。

    梁漱溟很早就成为北京大学的名师,以独立的思考写出《东西方哲学与文化》而享誉于学界,成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从中可看到梁济对于梁漱溟的教育和影响是何等积极和深远。

“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

    梁济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其祖父为官清廉,卸任时无钱而有债。他的父亲为父还债,债未清而身先逝,年仅36岁。当时,梁济仅七八岁,只能靠着母亲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19岁时,梁济开始在“义学”中教书,挑起了家庭的重担。27岁时,梁济中了举人,后以内阁中书的官职在“皇史宬”抄写国家历史档案,之后又提升为内阁侍读。梁济虽也算得上职位不低的官员,但他天生忠厚,多靠自己为人写禀帖、对联等赚来的辛苦钱维持家庭。梁漱溟兄妹4人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来支付的。清宣统帝逊位后,梁济便辞去了官职。第二年,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前去做官,但他看到北洋军阀官场黑暗,不愿意同流合污,就断然拒绝了。

    梁济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心。在外侮日逼、国家危难的晚清,他将满腔热血均放在关心国事上。他和挚友彭翼仲对社会腐败极度不满,一心要开发民智,改良社会。加上庚子年(1900年)亲见全国上下不知世界大势,几乎招取亡国大祸,于是决心行动。从1902年起,彭翼仲先后创办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对启发民智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办报过程中,彭家家产赔垫干净,且负债累累。而梁济从报纸创办之初就全力赞助,一家的财物也随着赔送进去。即便如此,梁济仍然继续援救,“前后千余金,大半出于典质”。梁济对彭翼仲的资助是无私的,为的就是“以财助报馆譬犹拯灾救难”,一开始就抱定了“亏失不还亦所心甘”的念头。

    梁济凡事都认真到极点,以至于后来竟为已经消失的清王朝而投湖自尽。那么,他为什么要殉清?梁济怕世人误解他,在自杀之前曾认真地给各亲友写下万余字的遗言,非常理性地阐述了自己自杀的真正原因。诚如梁漱溟所说,“先父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

    梁济的上进心是一贯的,他常常反省自己,认为:“学问之事,不过是将本身疵病用心体察,极力改去而已。”“未有力量软而能做事业者,又未有嗜欲多而气力刚健者。爱惜精神是根本,而清心寡欲又为养精神之本。必须真做工夫,使心中有主,内足以应外,才算是真本事。”这样的性格与言行,均深刻地影响了梁漱溟。正如梁漱溟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我为人的真挚,有似于先父。在事情上认真,对待人也真诚。即先父之视我,亦自谓我与他相似。”梁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其认真而真挚的人生态度,使梁漱溟很小的时候便“隐然萌露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生活”。因此,他从小就有大志,有上进心,绝不虚度光阴,有自己的人生理想。这也是梁漱溟一生事业的根基所在。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

    梁济有很强的自律性,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可是,他对梁漱溟的教育却异常宽松。

    由于梁济少时即失去父亲,嫡母望子成龙,管教非常严厉。梁济经常一整日站在嫡母身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每每有一点疏忽,便受到嫡母的严厉批评。因此,梁济虽然品行端正,学有所成,但总觉得“天机才慧亦以不无窒损”。他吃过这样的苦头,便不愿意让儿子再像自己以前一样受苦,对小儿子梁漱溟更是如此。梁漱溟后来回忆: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常是启发式的。梁漱溟9岁时,有一次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了,便到处寻找,而且和人吵闹。一天后,梁济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了梁漱溟自己遗忘的那小串钱,但他并没有斥责儿子,只是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写后交与梁漱溟看时,也没有说话。梁漱溟一看,马上省悟,跑到桃树下取到丢失的钱,不由得自怀愧意,意识到自己的过错,此后便不再犯同样的过错了。梁漱溟后来称:“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梁济对梁漱溟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民主,从不强迫其被动接受自己的主张。梁漱溟14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见解,有时发于言论,有时见之行事。梁济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则点到为止,只让梁漱溟知道他不同意,却从不干涉。早在辛亥革命时,梁漱溟即参加革命行动,梁济明示不同意,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党派竞争丑剧频出,梁济深为不满,而梁漱溟当时正迷信西方政制,事事为之辩护。父子俩为此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梁济虽然很伤心,但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做法。而对于梁漱溟的终身大事,直到梁济要殉节前,仍无半句话责成梁漱溟结婚。梁漱溟对其父内心的感受并没有及时体察到,直到他在清理先父遗书时,才知道自己坚持不结婚是大伤父亲之心的。后来,梁漱溟放弃出家之念,于1921年结婚。

    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育是宽松的,甚至是放任的。但这种放任,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因为他深知梁漱溟有强烈的上进心,故而十分信任梁漱溟,并采取了独特的教子态度:作为父亲,所起的作用只是引导,从不强迫;作为儿子,自己的路要自己去走。

    梁漱溟曾十分庆幸地称:“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

    在《思亲记》中,梁漱溟对来自于梁济的父爱与教育有更高的评价:“公之为教,独使情余于礼,意得自通,而教之有道,其间分际斟酌,盖有足为一世法者。”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6月14日 总第3386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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