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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著名教育家夏丏尊的最后拷问

作者:特邀撰稿人 周利成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06-18 星期二

    他幼入私塾、考取书院、留学日本,却因生活贫困,一生没有获得过任何学历的毕业文凭;他坚守清贫、甘愿平淡、远离官场,倡导爱的教育,虽未担任过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受到教育界的一致尊崇;他爱憎分明、铁骨铮铮,一生辛勤笔耕,著述20余部,却在沦陷时期坚拒伪职、辍笔罢书;他热爱祖国、祈盼和平、向往国泰民安,却一次次遭受残酷现实的重创,在“到底是啥人胜利”的拷问中绝望死去。他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夏丏尊。

远离官场 投身教育

    夏丏尊(1886年6月15日-1946年4月23日),名铸,字勉旃,后改字丏尊,浙江省上虞县人。幼时入私塾学习,1901年考取秀才,1902年接受新式教育考入上海中西书院(东华大学前身),一年后转学绍兴府学堂,但因生活困难,一学期后退学。1905年借款赴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毕业前夕考取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不及一年又因申请不到官费而于1907年辍学回国。

    1908年,夏丏尊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通译助教、国文教员。1909年,因与该校新任监督观念不同,而与同校教师鲁迅、许寿裳等一起罢教,迫使监督辞职。1912年,李叔同来校任教,二人结下深厚友谊。1913年,该校改组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夏丏尊当选校友会文艺部部长,开始在《校友会志》上发表诗文。在教学上,他提倡人格教育和爱的教育,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在写作上,他提倡白话文,是中国最早提倡语文教学革新的人。1919年,他积极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行革新语文教育,与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并称为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当时,他的声望很高,有人提名其充任省议员。他遂将“勉旃”改为“丏尊”,目的是让大家在投票时,将“丏”字误写成“丐”而成为废票。

    1920年,夏丏尊因受到反动当局和守旧派的攻击而离开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同年秋,他应聘至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他应邀赴家乡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3年,他翻译的《爱的教育》在上海《东方杂志》连载,1924年在开明书店续集出版。同年,因该校发生学潮后,他与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教师愤然离校。

    1925年,夏丏尊来到上海,参与创办立达中学,兼任开明书店编辑;1929年任该书店编辑所所长;1930年创办《中学生》杂志。他因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而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因先后翻译、创作了《绵被》《文章作法》《平屋杂文》等20余部著作而赢得教育界同仁的认可。

决不附逆 被捕患病

    夏丏尊心无旁骛,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他性格倔强,只要自己认定的事,从不妥协让步;他多愁善感,忧国忧民,因而患上了肺病。他曾评价自己称:“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对于苦难的敏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被日军的炮火所毁,同仁们大多数迁往后方,而夏丏尊却因患病留在了上海。当时,他的好友叶圣陶一家也要迁走。夏、叶两家多年交谊,夏的女儿与叶的儿子更是两小无猜,正处于热恋之中。为了儿女的幸福,夏丏尊毅然让女儿阿满随叶家而行,并做主给二人订了婚。

    抗战期间,敌伪政府为了笼络人心,不遗余力地收买文化人,凡投降的文人皆给予“重用”。夏丏尊是著名的作家,又曾留学日本,因此,许多“日本朋友”登门拜访,称只要他肯写文章,钞票要多少给多少。但他甘愿忍受饥寒冻馁,也决不附逆屈服。8年间,他未曾发表过片言只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丏尊被认定为激进的“危险分子”,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日寇审讯他道:“你有见到郑振铎吗?”他回答:“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其实,被捕前,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为了掩护朋友,从不说谎的他向敌人毫不犹豫地撒了谎。接下来,他便与日寇大讲佛经,在狱中与其巧妙周旋。半个月后,日寇在他身上实在找不出什么证据,最终在友人内山完造的保释下得以出狱。在狱中,他虽没受什么刑罚,但整天睡在水门汀上,吃冷饭,精神和肉体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不久,他便因肺病加重而病倒。

    抗战胜利后,当听到上海城内经久不息的鞭炮声时,夏丏尊兴奋得彻夜未眠,并不停地说:“好了!好了!”还激动地写了几篇文章,对时局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当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比比皆是时,非常激愤地写了一篇文章,以犀利的语言抨击高级大员们的言行不符。他的文章虽然刊登了,但是被他点名的几位大员的姓名均被遮掩。此后,他又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但仍不见国民政府有丝毫改变。很快,他再次陷入了愁闷之中,由哀叹变成了沉默,终至一病不起。

最后时刻 发出拷问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一家迁回了上海。当女儿阿满来看望其父亲夏丏尊时,他已是病入膏肓。见到久别重逢的女儿,看到他们夫妻二人幸福美满,夏丏尊内心得到极大慰藉,病情稍好。但很快,他的病情即急转直下。

    1946年4月21日上午,友人于在春前来看望夏丏尊。看他平躺在床上,露在被子外面的右手频频地抬起,像是与人招呼又像是手臂痉挛。正在此时,又有一位徐先生走进来,他照样把右手抬起几下。很显然,抬起手是与来人打招呼,同时也表明他神智还算清醒。走近床边时,听见他用含混的发音说话,但已听不太清楚了。夏太太介绍说,夏丏尊持续高烧多天,已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新近请来一位美国医生,用了最新的药物给他注射,当天的热度退了一些,真希望能够有办法挽救他。

    在夏丏尊的最后时刻,叶圣陶每天都来看望他。4月22日上午,叶圣陶来时,他朝里侧睡,连声呻吟。夏太太说,当天医生还没来,昨日医生说他心脏转弱,开了强心剂给他服下,又吩咐预备葡萄糖当天给他注射。听见叶圣陶来了,夏丏尊表示要坐起来,其子文龙将其扶起,但他摇摇晃晃,似乎坐不稳。给他把枕头、被袱垫在背后,他不要,出了一身大汗,有气无力地摇着折扇。坐了一会儿,又昏睡过去。其间醒过一次,但很快重又睡去。将近11点,叶圣陶要走时,向他说明天再来。他突然大声问道:“胜利,到底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虽然他的舌头有些僵硬,但词句尚能听得清楚。望着他那凄苦的眼神,想起他平生的悲悯,叶圣陶心里十分难过,没有回答什么就走了。23日,夏丏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给他带来无限痛苦和忧伤的世界。

    夏丏尊去世后,他的外甥女章小姐曾向《春明画刊》的记者介绍说,“舅舅的归仙,的确转变得太快了,仅仅一个礼拜,连最亲爱的小辈们都不认识了。他生前因受弘一法师的熏染,对佛学的研究如痴如醉,卒前一个礼拜,就已将身后的一切交托给了家父,并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在自己咽气8小时后,一切人都不准移动他的遗体。他说,8小时中自己的灵魂尚在,谁动了他,他就让谁难受。同时8小时中,不准任何人痛哭,只许念经。第二,自己死后家人不准戴孝、不准受赙仪。第三,遗体要依照佛教礼仪实行火葬。”

    得到夏丏尊去世的消息后,生前友人纷纷在《文萃》《大公报》《申报》《中学生》等报刊上发表悼念文章,追思夏丏尊的为人、做事、忧国和苦痛,回忆了与他交往的点点滴滴。

    夏丏尊在生命最后时刻发出的拷问,叶圣陶当时没有回答。为此,他特在《周报》上发表了《答丏翁》一文,其中写道,“听到夏先生的问话时,我心里难过,没有回答什么。现在事后回想,当时没有说几句话好好安慰他,实在不应该。……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给他一个回答: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说烂了的口号,是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这应该也正是夏丏尊所盼望和期待的吧。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6月14日 总第3386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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