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云楼日记
世纪之初，我离开长期从事的档案编研岗位，调到苏州市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工作，对馆藏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对一些文化世家产生兴趣。于是，我利用周六的上午，在昆曲传习所与顾笃璜老师交流，试图了解其高祖顾文彬构建过云楼的前尘往事。由于顾老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远道而来拜访他的人特别多，有时我们才开始交流就被人打断。这样持续了大半年，我撰写了《过云楼旧闻新韵》一文。在与顾老频繁接触的那段时间，他多次希望我以过云楼为研究方向，尤其挖掘晚清、民国时期顾氏以过云楼藏品为“教材”，在培养吴门画家方面所起的作用。2010年，我分管档案征集工作后，再次与顾老取得联系，并征集到顾文彬的日记、家书、年谱，顾承的《过云楼书画记》、信函和过云楼友朋书札等一批珍贵档案，这些档案成为苏州市档案馆珍贵馆藏。我也因此与过云楼结缘，可以说自此“情系过云楼”。
明清以来，苏州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各行各业涌现出许多风流人物，藏书楼更是不计其数。时至清代同治年间，顾文彬构建以收藏书画为主，旁及古籍、印章、拓片等多种门类的过云楼，名噪一时，享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的美誉。苏州历来崇文重教，过云楼可谓是苏州文脉的代表之一，是一座既有建筑实证、又有文献支撑的江南文化地标。过云楼档案涉及顾氏家族子女教育、为官之道、友朋交往、书画买卖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晚清官场生活、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与价值取向、同治光绪年间苏州园林兴盛等的第一手资料，其历史价值与文献价值不言而喻。顾老捐赠档案时一再强调不要宣传他个人，但希望加强档案的开发利用，不要让档案“沉睡”。为了发挥过云楼档案的作用，宣传苏州历史文化，让社会上更多的人了解过云楼，苏州市档案馆于2015年、2016年先后出版了《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2016年，苏州市档案馆与苏州过云楼文化研究会、文汇出版社联合策划了《过眼烟云——过云楼历代主人手书精粹》丛书，并从2017年起将顾文彬、顾承、顾麟士、顾公柔等四代人的手稿分批出版。此书于2018年年初列入苏州市“文化繁荣兴盛三年行动计划”，至今已出版《顾承信札》《鹤庐画趣》《读书随笔》《顾公柔日记》等9册。
在整理过云楼档案的时候，我萌生了研究过云楼文化的想法。虽然在档案馆工作，但由于事务性工作繁多，我就利用周末时间研读公开出版的日记、家书，借助其他文献资料，撰写了《风雅真率会》《吴中七老自风流》《沈秉成在苏州的岁月》《张之万在苏州的朋友圈》等文章。《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的出版，引起文化界、书画界、史学界等对过云楼的兴趣。在研究过云楼文化时，我深感档案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过云楼档案，那么关于顾氏家族的发展、怡园与过云楼的构建等都将是一个谜。我通过档案了解到，家族的兴起需要数代人的努力，以顾氏为例，顾氏原为吴中大族，后来衰落，到顾文彬曾祖那代已是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但因为顾文彬的出现，使他家从商贾之家转为文化世家。顾文彬的祖母许氏出身于书香门第，对他要求高、影响大，令其自幼立志读书，其间参加6次会试，终于于道光二十一年得中进士，走上官场。顾文彬通过“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方式，改变家族命运，在京城当了10年官，后外放湖北出任知府、盐道等职。他的父亲顾大澜喜欢书画，顾文彬受其影响对书画产生兴趣，与其次子廷熙、三子廷烈搜集书画，并于同治十二年构建过云楼。自此，顾文彬、顾廷烈、顾麟士、顾公柔等数代人专注传统文化尤其是书画艺术，至第五代、第六代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成为苏州的文化世家。顾文彬的后代将过云楼藏品捐赠给国家，体现了顾氏文化世家的高尚情操。可以说，我研究顾文彬日记、家书及相关文献资料的过程，也是自我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学习先贤的过程。近年来，我围绕顾文彬家族历史、过云楼书画买卖、过云楼友朋交往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撰写了《顾文彬家世考》《汉玉钩室主人顾荥》《任熊〈姚大梅诗意图〉真迹之谜》等20余篇文章。
顾麟士夫人谢蕙画作
利用档案文献完成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日记、家书呈现的并非系统完整的内容，故完成一篇文章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还要有相关的文献佐证。以撰写《任熊〈姚大梅诗意图〉真迹之谜》为例，由于迷雾重重，感觉自己完全像个侦探在破案。
1959年，清代著名画家任熊的杰作《姚大梅诗意图》（十册，简称故宫藏本）入藏故宫博物院。1953年，故宫还收藏了《姚大梅诗意图》临摹复制本（绢本，六册，简称资料本）。多年前，民间出现了有吴昌硕题跋的《姚大梅诗意图》（六册，简称吴题本）和倪田临摹的《姚大梅诗意图》（十册，简称倪临本），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于2011年秋天同时展出吴题本与倪临本，引起书画界轰动。于是，有关《姚大梅诗意图》真伪的争论一度甚嚣尘上。故宫博物院杨新先生在2013年发表了《任熊〈姚大梅诗意图〉真本在故宫》一文，认为故宫藏本由专家鉴定为真本，并就绘画艺术水平对故宫藏本、资料本和吴题本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故宫藏本为真迹的结论，且以顾文彬收藏《姚大梅诗意图》没有文献依据为由，认为吴题本为临摹之作。学者庞志英先生早在2005年就发表了《〈姚大梅诗意图〉初探》一文，从形制、装裱、题跋、绘画艺术及相关文献记载分析，认为吴题本为过云楼藏本。杨新、庞志英从不同角度对两图优劣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不同的观点。作为不谙书画之道的外行，我只能从顾文彬留下的日记、家书及相关的文献记载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顾文彬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三百六十金得任渭长六本”，故以此推翻关于顾文彬并没有收藏此图的说法，同时从题跋、册数、钤印、流转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故宫藏本为真迹的结论。类似这样的探索与发现还有很多，以档案为基础，辅以大量的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尽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
顾文彬以苏轼“烟云之过眼，百鸟之感耳”之句，为自己的收藏楼取名为过云楼，蕴含了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过云楼收藏的名家书画、古籍善本等珍贵文物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将永远流传下去，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提升我们的审美情趣。如今，顾老将过云楼档案文献无偿捐给档案馆，我们只有尽心尽力保管好、利用好这些档案，才能不负他的信任；只有专心研究过云楼文化，才能不负他倡议成立过云楼文化研究会的初衷。
过眼并没化为烟云。过云楼文化研究内涵丰富，我们只有深入研究顾氏家族档案，才能更好地研究苏州传统名门望族的优良家风及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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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12日 总第3411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