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订婚经历了父母做主、父母为主兼与当事人议定和当事人做主征得父母同意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后，新式婚礼趋于简朴，淘汰了许多陋习，但是订婚仪式却更加重要。这一时期的订婚，仍是通过媒人介绍、父母做主，但在订婚前也要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城市里的男女青年大多数接受了中学以上的教育，更受西方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的观念的影响，开始出现自由恋爱、私定终身的现象。他们多是确立关系后，再征得父母同意。前两个阶段的订婚仪式上，并没有男女当事人，而进入第三阶段，他们便是订婚仪式的主角了。
订婚仪式的程序
订婚，又称定婚、婚约，是定亲的演变。定亲的时代，有的是指腹为婚，有的是孩提年代的娃娃亲，当然毫无爱情可言，两个不解风情的男女由着家长们做主，对于爱的憧憬无疑是模糊的。而父母做主时期，儿女的婚事完全由父母包办，不必与当事人商议，甚至当事人双方在结婚当天才知道对方的相貌。清吴桭臣在《宁古塔纪略》中有“订婚时，父牵子同媒往拜妇之父母，次日，女之父亦同媒答拜”的记载；谭嗣同在《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中则称“订婚之时，以媒妁婚书为凭，或略仿古礼奠雁之意，随意备礼物数色”。由此可知，订婚仪式上有如下程序：订立婚书、交换礼物、确定媒人等。但订婚仪式也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例，具体到各个订婚仪式也不尽相同。比较常见的是，双方家长聚合在一起，以座谈的形式谈论儿女的婚事。先在订婚证书上用印，以示郑重和凭证，然后双方互换礼物，最后商定以双方熟悉的亲友充任证婚人，明确介绍人。仪式结束后，大家坐下来，一起共享茶点，分吃喜果子。到了民国后期，茶点大多数改为设宴席、吃喜酒。
民国婚姻虽已是彻底公开了，然而也有“门当户对”之说。富商巨贾、达官贵人的订婚对象一定不会是贫穷人家，他们专找某女校的高才生做太太；而小户人家的女儿要是让公子哥儿看上了，可也要引起社会人士的群相惊异，有攀龙附凤之议。
20世纪30年代后，即使是父母做主，订婚前也要征求令郎令媛的意见。于是，通常要安排一次男女双方相互“看人”，这种场合多是在亲戚朋友的喜宴、寿宴上。男女双方各自修饰一番，借着吃喜酒的名义来到目的地，亲属中有知道内情的，特意挑选两个斜对方向的位置让他们坐定。在旁边人提示下，各自锁定了目标，偷眼瞄着对方，偶然有四目相对之时，急忙低下头来。然而，也有许多男女，并不需要父母劳神费心，两下里早已是因为某一个机缘而开始“幸会”了。更有一些摩登男女，自行恋爱，随着感情日渐升温，进入订婚程序，双方始告知父母。而父母为了使亲朋好友一体周知，也得强拉两个现成的媒人出来。这两人本来就是有名无实，碍于礼节的郑重，甘为一对新人做起“傀儡”。
订婚制的消失
男女双方订婚、结婚、离婚甚至同居、解除同居登报声明，可谓民国时期的一种风潮，其中尤以订婚启事数量最多。订婚启事的作用，除了新人秀恩爱外，也为双方亲友有目共赏，更为婚约的文字凭证，免致悔约。订婚启事内容多数是：
╳╳╳、╳╳╳订婚启事：我俩承╳╳╳、╳╳╳二先生介绍，并得双方家长同意，敬于╳月╳日，在╳╳╳地订婚，特此启事。
订婚后，男女两家的感情更进一层，就像亲戚一样相互走动。逢年过节，照例男方要准备礼品送至女家，女家也会还礼男家。从订婚到结婚的时间，长则一年，短则两三个月。订婚后，举行婚礼也就被提上日程，男女双方谈好了陪嫁，择定了良辰吉日，发出请柬，邀约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共欢同乐。
但也有一些激进男女提出废除订婚制。他们认为，订婚其实是恋爱至结婚的一个障碍，订婚就像是预约定货，订婚书就像是预约券、定货单。有了预约券、定货单，到期即可取货。然而，两性恋爱的结合并不是商业的买卖。素行买卖婚姻的旧中国，婚约等于女子的卖身契，是男女不平等的产物，理当废除。于是，民国的订婚制就在废除的声浪中时断时续地沿袭，最后消失。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16日 总第3413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