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农民问题》记录稿（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1926年《农民问题》记录稿”是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农民问题”时，学员做的笔记。这是一件体现毛泽东农民运动思想的档案文献，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在广州正式开办。从1924年7月起，广州农讲所在共产党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相继主持下，连续举办6届，为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民运动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
毛泽东于1926年5月至9月担任第六届农讲所所长。他从6月开始为农讲所学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共授课23小时。从这件保存下来的学员笔记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讲稿开篇就指出，“中国农民问题，在以前是没有人研究过”，强调“农民问题，就是革命问题”。他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没有得到三万万两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接下来，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他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在授课基础上，毛泽东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主持拟定了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调查题目，组织学生到农村实习，以加深对农民运动的了解。这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调查研究之重视。随后，毛泽东主持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其中的各省农村状况调查，就是第六届农讲所学员所做。
1926年9月1日，《农民问题丛刊》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文章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如果没有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的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再次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此文发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在9月21日出版的《农民运动》第8期全文转载。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还要求中央宣传部根据毛泽东的论述充实宣传内容。1926年9月，第六届农讲所结束，学员们分赴各地，直接投身农民运动。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农委”）。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农委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民运动为重点，同时在陕西等7省全面推动农民运动。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得到大规模的发展，11月底，湖南全省有54个县已建立农民协会组织，会员达107万人；到1927年1月，会员激增至200余万人。
在农民运动的高潮中，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打击地主的封建特权，很多农村“一切权力归农会”。在此背景下，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到湖南湘潭等县考察农民运动，获得大量第一手材料，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在这个报告中，他热烈赞颂了农民群众打翻乡村封建势力的伟大功绩，说农民革命“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了主张，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大革命时期主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准备了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一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8月30日 总第3419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