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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裳飘袂若舞

——张大千的仕女画

作者:庞 路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10-12 星期六

1942年 《白描仕女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曹植《洛神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幅张大千的《白描仕女图》,画中一位体态丰腴的少女站在太湖石前,双手置于背后,一手执扇,眺望远方,神情若有所思。题跋用“大千体”写道:“壬午重阳后三日莫高窟下写拟,国英小姐清赏。蜀郡张大千 爰(张氏名爰,号大千,四川内江人)。”这幅画是1942年张大千在甘肃敦煌写生时期创作的,画中人物面部和身形的描绘明显受敦煌壁画的影响,和他早期白描人物画有所不同。画法上,他采取中锋用笔,以线代面,勾勒起来看似不经意,神态却跃然纸上。

仕女画中的现世美人

    仕女画形成于1000多年前的两晋时期,是以女性为描绘对象的人物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仕女画画家的身影,从东晋顾恺之绘《洛神赋图》《女史箴图》伊始,唐代的周昉、北宋的王居正、明代的仇英、清代的费丹旭,他们都是绘制仕女画的大家。到了民国时期,最负盛名者非张大千莫属。

    纵观张大千一生的创作风格,大抵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张大千在上海拜曾熙、李瑞清两位老师学习,并从仿“青藤白阳”(明代画家徐渭和陈淳)、“四僧”(明末清初四个出家为僧的画家,分别为石涛、朱耷、髡残、弘仁)等诸家的画风入手;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他赴甘肃敦煌写生,深受古人伟大艺术的启迪,由此形成了精丽、雄浑的画风;第三个时期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张大千完全打破过去以线为主要造型的中国画笔墨语言和点线为构图要素的惯用手法,吸收西洋画的长处加以融汇、发展,创造出完全具有中国神韵和民族气派的崭新的中国画。

    张大千的仕女画取古人精神所至,创新而不泥古,因能雅俗共赏而备受推崇。

    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画家,张大千身边不乏红颜知己。对于女性之美,他也有独特的见解:“要娴静娟好,有林下风度,遗世而独立之姿。”张大千的第三任夫人杨宛君是唱京韵大鼓出身,一曲《黛玉葬花》让二人一见钟情,并于当年完婚,成就了一段佳话。张大千寻访名川大山,包括敦煌之行时,杨宛君都陪伴左右,时常半夜起来磨墨,侍奉作画。杨宛君长得酷似唐寅笔下的美人,又是唱戏出身,身段婀娜,平日里举手投足间少不了妩媚的姿态,故张大千以她为模特创作的仕女画,自是美艳动人,颇为传神。

    1934年,张大千到颐和园听鹂馆吟诗作画,邂逅了卖艺为生的怀玉姑娘,并为她那双纤纤玉手怦然心动。两人熟络起来后,怀玉常到听鹂馆为张大千展纸侍砚,张大千则以她为模特画古装仕女或时装美人。他曾为怀玉画过一幅画像,题款曰:“偶见怀玉唇不施朱,遂拈二十八字书之画上。爰。”其诗曰:“玉手轻勾粉薄施,不将檀口染红脂。岁寒别有高标格,一树梅花雪里枝。”又记:“甲戌夏日,避暑万寿山之听鹂馆,怀玉来侍笔砚,昕夕谈笑,戏写其试脂时情态,不似之似,倘所谓传神阿堵耶?掷笔一笑。大千先生。”

    张大千仕女画的创作对象也不乏异国女子。他早年去朝鲜金刚山游历时,遇到了年仅15岁的朝鲜姑娘池春红,少女的美丽和单纯,给张大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参照池春红的原型,绘制了《天女散花》《清商怨》《红拂女》《美人双蝶图》等数幅仕女画。此外,张大千还曾以日本的山田小姐为原型画过不少仕女肖像。张大千的第四任夫人徐雯波,也是其仕女画常用的原型。他为曾朴创作的小说《孽海花》所绘封面就是以徐雯波为模特,该画也是张大千工笔人物的代表作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张大千所绘女子,少女有少女的青涩,少妇有少妇的丰腴,可见其观察细致入微,而他则谦逊地说:“我只是在观察绘画素材时,比别人更仔细更留心罢了。”

探求中国艺术的源流

    张大千早期的仕女画风格清丽,受传统仕女画影响较深,人物形象瘦弱无骨,在用色上偏重于白描,或者略施淡彩。

    中年时,张大千在书法家叶恭绰的指点下,“不惜耗费数百金”远赴敦煌写生。他为何会抛弃闲适的文人生活到敦煌去呢?张大千回忆说:“谈起敦煌面壁的缘起,最先是听曾、李两位老师谈起敦煌的佛经、唐像等,不知道有壁画。抗战后回到四川,曾听到原在监察院任职的马文彦讲他到过敦煌,极力形容有多么伟大。我一生好游览,知道这古迹,自然动信念,决束装往游。”著名学者林思进在《大风堂·临抚敦煌壁画集序》中写道:“吾友张君大千,夙负振畸,究心绚素,名高海内,无暇拙言。其平生所抚宋元法画至夥,顾犹未足,更思探月窟,问玄珠,乃裹粮具扉,西迈嘉峪,税驾瓜沙……间特告余,此不徒吾国六法艺事之所祖,固将以证史阙,稽古制。而当时四夷慕化,取效中州,其衣冠文物,流行于今之欧西新世者何限,吾所以勤力为此者,意则在斯。”这么一说,张大千的动机和目的就更明了了,他是为“探求中国艺术之源流、追求六朝隋唐真迹,以之弘扬传统文化”。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同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以及重庆中央大学教师、徐悲鸿的高足孙宗慰等人来到敦煌。在敦煌莫高窟,张大千一行被满壁的古代绘画及精美彩塑所倾倒,壁画上的那些人物既有北魏时期西域化的面貌,又有唐宋时期完全中土化的风格。张大千深深为之折服,认为这些都是“历代杰作,国画至宝”。于是,他放弃原本描绘彩塑的计划,将这部分工作交由孙宗慰完成,自己则带领其他人临摹石窟壁画。为了工作有序进行,张大千首先对石窟进行编号。准备工作一切就绪后,他又专程到青海塔尔寺请来5个喇嘛制作画布。临摹石窟壁画所用的颜料均从矿物质中精心萃取,并不断改进颜料配方,同时还使用金粉、珍珠、朱砂等贵重原料入色,以保证色彩的纯正艳丽。临摹壁画时,张大千将众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负责临摹;另一部分人负责加工画布和准备颜料。在他的带领下,大家分工合作,克服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例如,为避免损坏壁画表面,张大千让两个学生站在搭好的架子上悬空提纸,亲自勾描,再将勾描好的图案拓展到画布上,最后对着壁画,仔细临摹,整个过程烦琐而艰辛。凡是壁画人物的主要部分,都是由张大千勾勒上色,其他背景的装饰部分,则由他人协助分绘。在洞窟内,他一只手拿着蜡烛,一只手拿着画笔,有时站在木梯上,有时躺卧在地上,往往要经过数十次观察之后才下笔。大幅画稿需要两个多月才能完成,小幅画稿最快也要数十天。每天张大千带领大家清晨入洞工作,薄暮收工时,个个蓬头垢面。就这样,他在洞窟中静心钻研近3年,临摹了200余幅壁画。

    张大千对于不同时代风格所呈现的画迹,观察入微,他说:“北魏喜夸张,画多夸大,西域新疆出良马,北魏画马,多以西域,马蹄较常马大两倍,其夸张于此概见。”又如张大千细致地临摹历代佛像的手印,以至于他可以从这些手印中分辨出各个朝代的佛手。正是从这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小处着手,张大千才真正领悟到敦煌艺术的博大精深,也掌握了历代技巧的嬗递。他深知敦煌壁画并不是单一的画风,而是不同绘画流派和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交流融合的结晶。在选取的临摹对象中,张大千最爱飞动之美的飞天、伎乐天、各种乐舞带来的生命感。

    1943年起,张大千在敦煌所临摹的壁画陆续在内地展出,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后又远赴印度、日本、法国等国家巡回展览,将敦煌艺术带向了世界。他还向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提出建立专门机构来保护和传承敦煌艺术。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大批为敦煌艺术所倾倒的有志青年纷纷投身到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之中。

敦煌“取经”后的风格变化

    敦煌之行可以说是张大千绘画上的转折点,天分极高的他吸收了敦煌壁画的精髓,仕女画风格大变,线条劲挺,设色艳丽,具备了雍容大度的盛唐气象,拉开了与传统文人画的距离,开拓了中国人物画的新局面。

    张大千创作成熟期的仕女画,在人物塑造上有了很大突破:眼神是他喜欢的“凤眼”——明眸善睐、顾盼生姿,乃顾恺之所谓“传神阿堵”;面部突出传统人物画的“三白”,即额头、鼻子、下颚都用白色,将画中扁平的脸庞立体化,但是脸型轮廓依然柔和饱满、气息醇厚;注重手部的描绘,无论是敦煌人物,还是现实中的模特,他都能将纤纤玉手画出万千姿态,传达出丰富细腻的情感;身段则突出婀娜的曲线美,描绘得骨肉停匀,栩栩如生;人物衣衫飘逸,动感十足。

    张大千虽然钟情于古典仕女画,但他并不保守。为了迎合当时的审美,他的画作也参照时兴的招贴画、月份牌中的形象,甚至画过穿高跟鞋的女性。张大千将敦煌壁画中的人物与民国女性面貌完美地结合,既不落凡俗,又具有现代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11日 总第3435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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