茫茫人海，芸芸众生，彼此能成为朋友、同事、同学……无不源于一个“缘”字，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缘，决定了一个人诸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角色。当年大学毕业分配，我有多个选择，最后选择了档案馆；踏上工作岗位后，抄写历史档案卡片，一抄就是三年。因为这个选择，让我缔结了一世兰台缘。
我常想，缘分是命中注定的。有时，彼此相识多年，却觉得内心的距离似有千山万水之遥，而有时与对方才相识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这就是缘分的作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接待社会各界人士，有幸与一些人成为朋友。很多年前，南京大学朱红老师来查阅其母陆兰秀的档案，我们周到热情的服务令她对“神秘”的档案工作产生好感。从此，我们经常通电话，她偶尔到苏州来办事，大家见个面，没有任何功利性。因工作关系结下友谊，而这份友谊又延伸到工作，她热心地为我们征集名人档案牵线搭桥。
去年初秋，我利用在南京开会的间隙和朱老师相见，将我的一本文集送给她。此书收录了《司前街监狱的前世今生》一文，其中提到陆兰秀在司前街监狱度过的最后岁月。当我给她看有关她母亲的那部分内容时，一翻就翻到那一页，书签也正好夹在那里。我惊呆了，竟然有这么巧的事情，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安排。
与朱老师恬静、谦和的性格截然不同的方西峰老师，有着典型的北方人直率、豪放的个性，曾随其父在苏州生活过。方老师自称“草根作家”，退休后出版了3本书。10年前，她打电话来，想查阅其父在苏州的相关资料，负责接待的同志答复说没有，我隐隐约约听到对话，从办公室出来时，他们已挂断电话。几经周折，我终于与旅居新加坡的方老师取得联系，提供给她不少档案资料及报刊上有关河南大学的报道，为其撰写《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提供了重要依据。方老师是性情中人，不远万里从新加坡寄来她亲手采摘的一袋南国红豆。后来我又陪她寻访当年在苏州的旧居，听她吟唱苏州的儿歌。从苏州开始，她又到南京、西安等地查阅资料，历时10个寒暑，几易其稿，《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一书终于定稿。此书客观地描写了河南大学从辉煌走向衰落的过程，反映了一代学子的爱国之情，并以大量的史实证明河南大学南迁苏州的原因。几年后的元宵节，我赴京征集档案，与方老师再次相逢，窗外飘着雪花，屋内暖流涌动，我吃着方老师做的元宵，与她聊着到京后的收获。她又拿出最后的一袋红豆相赠，长在南国的红豆，因档案这根红线，把我和方老师联结在了一起。
因为方老师的关系，我认识了在苏州的河南大学校友们，其中的杨泽海老师，早年加入中共地下党，同河南大学师生一道高举“光明来临”横幅的镜头出现在解放苏州的纪录片中。新中国成立后，杨老师长期在苏州从事教育工作。2010年的一个夏日，接到杨老师的电话，说要来看我，因为天热，且他是长者，我婉言谢绝并诚恳地表示等我有空就去拜访他。谁料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了，执意送我一罐龙井茶。我真切感到什么叫“受之有愧，却之不恭”，但最后还是接受了老人家的一番好意。2011年，杨老师过世，留下了他耗尽心血主编的《河南大学1948—1949年实录》，这是一部河南大学校友们的集体回忆录，方老师遵从杨老师的遗命，花了一年的时间进行校订。此书与《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成为姐妹篇，可以相互佐证。在杨家吊唁时，看到杨老师的遗照，不由让我想起他送我龙井茶时的情景，想起他与校友们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查找档案的情景。档案告诉后人，这批爱国青年留在姑苏，留在学校，是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傅斯年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写历史文章最重要的是有充足的档案史料作依据。朱老师为母亲而来，方老师为父亲而来，而杨老师则为他们这代人而来，他们共同的目的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我还遇到许多素昧平生的查档者，他们或为查找独生子女证，或为查找工龄证明，或为编史修志，档案让我和他们结识，出现交集，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如果当初我选择其他工作，那么我的人生道路或许是另一番光景，但我选择了档案馆，这就是缘分。今生有缘，缘在档案，认识你，认识他……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0月21日 总第3439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