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新年伊始，我收到了一张证书，是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颁发的从事档案工作30年的荣誉证书。拿着证书的刹那间，我一阵恍惚——时光匆匆，30年就这么过去了，弹指一挥间。
34年前，我初到苏州市档案馆，第一个岗位就是档案编研，在富有经验的前辈带领下从事档案编研工作，一干就是10余年。起初，我做校对工作，把《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中有疑惑的地方，对比档案原件进行核对。说实话，对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人来说，校对是件比较枯燥的工作，也与原来想象的工作有一点距离。但，档案就这样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慢慢明白档案是怎么回事，明白工作与读书的区别。我的人生就此与档案结缘。
我最初接触到的档案是晚清档案，目前大部分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些档案有清王朝中央机关及各级地方的，也有苏州商会及其他商会的；有的文件特别长，一张张书写于宣纸上的文件盖了不少公务印章或私人印章，印章有红色的，也有蓝色的，有汉文的，也有满文的，特别醒目。我很长一段时间与那些古董般的文书打交道，埋头读档案、做卡片、抄目录，虽然有些乏味，但颇有收获。那时的文件是没有标题的，而要制作一个恰当的标题必须把文件的内容搞清楚。清代文书都是竖排版、繁体字，行文格式可用“繁文缛节”来形容，且大部分档案是手写的，有的字很漂亮很正规，有的很潦草，不少字根本不认识，经常要反复读几遍上下文，或向前辈请教，或查字典，过程是痛苦的。但认识了不少字，且坐得住冷板凳。现在每当看到已过时的卡片柜，我就会想起过去的时光，以及指导苏州大学档案专业学生制作文件标题的情景。在档案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年代，这些卡片为《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的编辑出版提供了便利。2012年，《苏州商会档案丛编》6辑12册全部公开出版，开创了档案馆与高校合作开发利用档案的新模式，也成就了一批近代史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及其学术地位。这之后的工作虽然与商会研究无关，但初入门时的经历引发了我对苏州历史人文的喜爱与好奇。
官方档案毫无疑问具有强烈的政治属性，是一个时代发展变化的真实记录，描绘了一个地方的世事沧桑，使后世的人们可以找到前人的足迹，并在此基础上前行。可惜的是，因为朝代更替等原因，很多官方档案已残缺不全，往往需要散存于社会的文献资料等民间记忆来补充完善。16年的档案编研工作，使我对档案与历史的关联及其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2000年年初，我被调到保管利用处工作，更深切体会到档案与民生的密切关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档案馆主要接待各机关编史修志者及从事历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然而随着企业改制等一系列改革，不少人的命运发生变化，比如原本退休之时拿退休工资的人现在变成领取养老金。由于个人档案的不完整，不少人在办理退休时，为了证明自己的工龄而查找参加工作的时间，需要档案作为凭证，只有材料齐全才能办理退休。在接待查档窗口，我接触到许多为查档而奔波的群众，既为他们查到档案、解决问题而高兴，也为我们无能为力而遗憾。档案馆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而我们真心希望能成全他们的愿望，查到他们所需要的档案，而事实上由于一些企业的档案意识不强，不尽如人意的事情经常发生。热心接待、细心查找、耐心解释“三心”服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提出的。2008年，苏州市政府出台了有关独生子女家庭父母退休时可以领取一次性补贴的政策，这是一件利民惠民的好事，但是由于有些人的档案意识不强，导致独生子女证遗失，而有些单位也未将独生子女审批表之类的材料归档。档案馆当仁不让地挑起这个重任，千方百计从档案中查找资料，例如从一盒盒会计档案中查找领取独生子女费的资料，以此作为佐证。之后，我又被调到监督指导处，与各机关单位基层档案室有了一些接触，对档案征集工作也有了进一步了解。一批名人档案的陆续进馆，增添了档案馆馆藏的地方特色与人文特色。
30余年的岁月，经历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我深知档案资源是根本。档案中有宏大叙事所需要的历史素材，更有关乎民生的大量信息。人人都在形成自己的档案，人人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无数的“小我”构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正如涓涓细流最终汇成大江大海。于我，30余年的岁月，就这样在寂寞而有意义的兰台度过，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1月4日 总第3445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