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成都造币厂奉四川都督府令，废弃龙形图案模具，改铸多种“汉”字四川铜币，有5文、10文、20文、50文等不同面值。其中有一款独具特色且存世不多——这便是在钱币界颇负盛名的“醒狮币”。该币为红铜质，大小与5文面值的四川铜币相同；正面中心是两面交叉的五色旗，上方有“中华民国元年”6个字，左右各有一个小十字星花；背面有一头精神抖擞的“醒狮”耸立在“地球”上，“地球”由几朵祥云托起，寓意强盛的中国要卓立于世界上，不再是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那么，狮子为什么能成为中国货币上的图案，“醒狮币”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狮”取代“龙”寓意觉醒
狮子并非最早出现在中国铸币上的动物形象，此前清朝曾使用过象征帝制和皇权的龙形图案。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经清廷允准，四川在省城成都开设铜元局，从美、日进口造币机，次年开始铸造“光绪元宝”铜币，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改铸“大清铜币”，背面有坐龙、水龙、蟠龙等象征帝制的龙形图案。四川铜币发行后，缓解了因制钱不足引发的民生问题，深受民间欢迎。
但是，在国运衰颓的晚清，作为帝制图腾的龙，不仅被外国人当作可以戏弄的可怜虫，也被革新人士视作腐朽朝廷和落后制度的象征，而受到冷落。甲午战争之后，新兴知识分子萌生了强烈的启蒙意识。梁启超写作《动物谈》时，引用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中将中国比作睡狮之喻。当时，梁启超正流亡日本，因而“睡狮论”最早应是流行于留日学生当中。狮子的形象逐渐被赋予唤醒国民、振奋民族精神的象征意义，反复出现于各种新兴的报章杂志，尤其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杂志上。
革命志士邹容和陈天华在其宣言式著作中，均使用“睡狮”或“醒狮”比喻亟待崛起的中华民族。邹容在《革命军》中将中国比作睡狮：“天清地白，霹雳一声，惊数千年之睡狮而起舞，是在革命，是在独立！”陈天华在《狮子吼》中写自己梦见被一群虎狼追赶，乃长号一声，山中有一只沉睡多年的大狮，“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山风忽起，那大狮追风逐电似的，追那些虎狼去了”。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写到自己梦见“光复”后的中国国旗，“黄缎为地，中绣一只大狮，足有二丈长，一丈六尺宽”。
经过改良派和革命派人士的频繁使用、广泛宣传，“睡狮”或“醒狮”很快成为一个流行的政治符号，只要说到疲弱的、蒙昧的或有潜力的、崛起的中国，几乎都使用“睡狮”或“醒狮”来指代。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象征“共和”中国崛起的“醒狮”替代象征帝制的龙出现在新的四川铜币上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征凯歌戛然而止
四川都督府在新币上选用狮子的形象，除了取其“中国觉醒”的含义外，据说也是为了顺应川边康区的用钱习惯（因川边藏民所用铜币正面均有一象征勇敢的狮子形象）。而“醒狮币”的这一使命，则与辛亥革命后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的战争——尹昌衡西征平叛有关。
尹昌衡（1884—1953），四川彭县（今彭州市）人，早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1907年12月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日士官生第6期，同学中李烈钧、阎锡山、程潜、孙传芳、刘存厚等后来都成为民国军政要人，叱咤一时。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积极响应，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出任都督，尹昌衡任军政部部长。12月8日，因军饷发放问题引发了兵变骚乱，军政府正、副都督在混乱中逃走，尹昌衡挺身而出率兵进城平叛，被成都各界公推为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1912年，成都、重庆两地军政府合并，年仅28岁的尹昌衡又出任新成立的四川都督府都督。
武昌起义后，国内政局动荡，一直觊觎我国西藏的英国，认为这是使西藏脱离中国成为“保卫英属印度安全战略缓冲区”的最佳时机，于是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发动驱逐在藏川军的事变。同时，因四川总督赵尔丰调川滇边军镇压保路运动，使得川边驻防空虚，少数不服改土归流的土司趁机叛乱。继而，叛军向东进军，“先后攻占了乡城、定乡，阻隔了川藏交通；又攻陷了江卡、乍丫、稻城、三坝、南敦等处，理塘、河口、盐井也相继失守，巴塘、昌都被围数重，川边全境未被攻克者，仅八县而已”。
闻警之后，尹昌衡多次电陈北洋政府，指出“藏亡则边地不守，边失则全国皆亡”，恳请迅速发兵平叛。云南都督蔡锷、重庆镇守使熊克武也先后致电北洋政府，请准发兵救藏。6月14日，北洋政府批复了尹昌衡西征的请求，命令他率川军入川边平乱，令蔡锷派滇军增援。
西征前夕，尹昌衡在多个公开场合慷慨陈词，“欲保四川，必先保西藏，西藏不定，不惟于四川有碍，即于中华民国亦有大不利者”；出征之目的在稳边疆而雪国耻，“此即昌衡竭忠尽瘁之秋也”。6月16日，成都各界群众在武侯祠举行了欢送出征仪式，据报道：“四面飞花挂红，父老子弟皆扬旗鼓欢呼，聚数万众，无不踊跃，虽女子亦联袂歌出征曲……真一时之盛事也。”
7月10日，尹昌衡率西征军主力2500人，自成都出发，29日抵达打箭炉（今四川康定）。8月，西征军在收复雅江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朱森林率领3个营兵力进趋理塘；北路由刘瑞麟率领1个营兵力直趋昌都；北路避实就虚，南路重兵出击。西征军一路所向披靡，“昌都保全，巴塘困解，理塘克服，贡觉收复，三岩继定”，“川边全境，指日肃清”。对此，袁世凯在致电黎元洪时，赞扬尹昌衡平叛“极为得手”。
1913年6月17日尹昌衡辞职通电（部分）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9月，尹昌衡在昌都集结大军，趁叛军“溃归之便”，“西进千里，据江达”，厉兵秣马，做好随时向拉萨深入的准备。而滇军也进驻察隅等地，准备“一出江达而北，一渡楚褚河而西，不惟形势便利，而近可以置叛番于死命，远可以戢强英之野心”。英国得知川、滇军将大举挺进前藏，便采取强硬手段向袁世凯政府施压，迫其休兵。急于获得善后大借款的袁世凯政府，一连9次电告尹昌衡“英人干涉”，饬其“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并作出停止进军西藏的命令，撤销西征军。9月底，尹昌衡被袁世凯解除四川都督之职，改任为川边镇抚使，受其旧属、新任四川都督胡景伊节制。
1913年，尹昌衡被袁世凯调入京中，随后以“亏空公款”等罪，处以9年徒刑。袁世凯死后，尹昌衡被特赦出狱，此后即脱离政界。尹昌衡27岁逢辛亥革命乘势崛起，不到30岁即结束政治生命，论者无不为之惋惜。
尽管轰轰烈烈的西征最终因英帝国主义的阻挠而以失败告终，未能实现尹昌衡的宏图大志，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为川边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矛盾起到重要作用，尹昌衡功不可没。
从1912年4月废弃龙模开铸“汉”字四川铜币，到9月底平定川边康区叛乱，尹昌衡主政期内，成都造币厂只铸造了约56万枚5文铜币，其中行用川边的“醒狮币”数量较少，留到今天品相极好的就更为稀少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1月8日 总第3447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