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王宠草书《李白古风诗》卷（部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东汉以来，佛教在华夏传播近2000年，寺院名刹万千，藏经卷帙汗牛充栋。但以寺院命名的藏经纸，历史上仅有一种，那就是在北宋年间制作的金粟山藏经纸（又称“金粟笺”）。金粟寺（后改名为广惠禅院）坐落于浙江省海盐县的金粟山下，它是浙江的第一座寺院，距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宋代名纸 盈尺数金
北宋中期，金粟寺专为皇家抄写大藏经，因卷端写有“金粟山广惠禅院转轮大藏”字样，所以人们称其为《金粟山大藏经》，并将抄写大藏经的用纸称为金粟山藏经纸。
金粟山藏经纸是我国宋代名纸之一，此纸以麻料制成，质地较厚，无纹理，内外皆蜡，有米黄色、白色等。纸张光亮呈半透明，防蛀抗水，久存不朽。墨色着纸深不过透，浅不过浮，书写效果绝佳。从工艺上看，金粟山藏经纸延续了唐代硬黄纸的造纸技术。
随着战乱和朝代的更迭，有一段时期《金粟山大藏经》常常被误认为是唐朝的藏经。如元代姚桐寿在《乐郊私语》中写道：“元至正癸巳次年（1354）至金粟寺，检发唐代所书三藏……”究其原因：一是金粟山藏经纸与唐代硬黄纸的制作工艺相似；二是寺院写经兴盛于唐代；三是《金粟山大藏经》中沿袭唐讳缺笔较多。
直到明正德年间，王守仁弟子、海盐举人董谷在《续澉水志》卷六《祠宇志》中写道：“大悲阁内贮大藏经两函，万余卷也。其字卷卷相同，殆类一手所书，其纸幅幅有小红印曰‘金粟山藏经纸’，间有元丰年号，五百年前物也。”这才间接确认《金粟山大藏经》属宋朝的藏经。他还称金粟山藏经纸为“藏经茧纸”“硬黄茧纸”，但“造法今已不传”。
由于金粟山藏经纸黄艳硬韧，加之明代文人的复古情怀和雅致生活情趣，使他们开始将金粟山藏经纸用于书画装潢。如沈石田《西山纪游图》长卷，王榖祥《玉兰图》轴，文徵明《兰竹图》及《和石田先生落花诗》、祝允明书宋苏轼前后《赤壁赋》、董其昌行书《宋之问诗》等。文学家胡震亨所言：“好事者剥取为装潢之用，称为宋笺。”他还在所撰写的《海盐县图经》卷三中记载了金粟山藏经纸的特点和书写效果：“寺有藏经千轴，用硬黄茧纸，内外皆蜡磨光莹，以红丝阑界之，书法端楷而肥，卷卷如出一手，墨尤黝泽，如休漆可鉴。”收藏家周嘉胄在《装潢志》中云：“余装卷以金粟笺……折边永不脱，极雅致。”
到了清代，官吏学者汪琬在《尧峰文抄》中有诗云：“樗蒲锦背元人画，金粟笺装宋版书。”收藏家张燕昌则在撰写的《金粟笺说》中记载：“寺先有宋藏数千轴，皆硬黄复茧，后人剥取为装贉用，零落不存，世所传金粟山藏经纸是也。”可见，在清朝用金粟山藏经纸装裱书画的热度依旧不减。直到清末，画家沈宗骞撰写的《芥舟学画编》中还有关于金粟山藏经纸的记载：“纸之流传者，愈古则愈佳，唐以上不可知矣。就金粟藏经纸一种而论……不过其色稍改而完好紧韧，几不可碎。以此作画，虽传之数千年无难也。今则盈尺数金，安得供我挥洒？下而宋元诸笺，虽不如藏经，犹堪经久，亦何可多得。”可见，纸质的优良是金粟山藏经纸从万千写经卷用纸中脱颖而出的原因。
杭州织造 仿制古纸
在清代，乾隆帝极其喜爱、珍视金粟山藏经纸。由于宫中存纸很少，所以只有在他心目中最贵重的书画作品装裱时，才配得上用金粟山藏经纸。如乾隆帝在三希堂所收藏的“三希堂法帖”，即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引首皆用金粟山藏经纸，并分别亲自题写“神乎技矣”“至宝”“江左风华”。西晋陆机《平复帖》引首用的则是整张空白金粟山藏经纸，未题字。
乾隆帝曾专门为金粟山藏经纸写过10首诗，如“昔彼金粟山，制此藤苔质。杀青印法华，青莲辉佛日。巧擘始何人，云影犹余需。品过澄心堂，用佐隋安室……”他认为金粟山藏经纸品质超过澄心堂纸，为纸中冠名，绝贯古今。
光赞美还不够，乾隆帝还命人制造金粟山藏经纸。为再现此纸，他从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乾隆帝命两江总督尹继善办理制造金粟山藏经纸事宜：“闻得六安州知州金弘勋能仿做宣纸并藏经纸，而所费颇多，彼之力量不能成就。可寄信与尹继善，不必视为公务，以尹继善之意令彼精细仿做陆续送进。所需价值亦不必动用正项，于闲款内拨给与之，或用尹继善养廉余银亦可，但不可令金弘勋赔办。彼微员也，稍苦累之非朕所喜。钦此。今将样纸一并发去，为此遵旨寄信前来。”由此可见，乾隆帝交代此事颇费心思。尹继善接旨后，随即晓谕金弘勋，雇觅工匠、精选纸料、照式制造，“……臣现谕金弘勋督令匠工另行加谨制造，务期较前精细，俟制完陆续进呈。至所须藏经纸样，据金弘勋禀称，做法久已失传，屡经仿做总不如式，是以未敢草率，容臣另访名匠加意摹仿，如能制造合式另行恭进”。乾隆十二年（1747）正月初九日，乾隆帝朱批“览”。看来金弘勋没有仿制成功金粟山藏经纸，一个“览”字里包含了皇帝的失望。乾隆十七年（1752），乾隆帝又命人制作金粟山藏经纸，但因种种原因，终究再也无法制作出货真价实的金粟山藏经纸来。
最终，乾隆帝退而求其次，只得命杭州织造来制作仿金粟山藏经纸。当时，用来制作仿金粟山藏经纸的原材料并非是普通树皮，而是用古纸作为原材料，这是我国古代仿造古纸的常用方法，即所谓的“还魂纸”。乾隆帝为此不惜用明代《永乐大典》和进贡的旧高丽纸，据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活计档记载：“《永乐大典》毁造仿藏经纸二张持进呈览……再向懋勤殿要旧宣纸五十张交寅著，并先发去，旧宣纸五十张做藏经大纸一百张，其仿藏经小纸，俱著照样成作进来。”乾隆四十四年（1779）十月活计档记载：“太监厄鄂里交头号高丽纸三十张随白纸尺样一张，传旨着交杭州织造徵瑞用造藏经纸料，将高丽纸归入其内，按纸样尺寸抄造藏经纸三十张，或二十张亦可，有斑点者一半，无斑点者一半。”可见，乾隆帝对于这种纸的喜爱程度。
对于制作仿金粟山藏经纸的成功，乾隆帝显然是满意的，他命人在每张纸上钤椭圆朱文印“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在《御制诗二集》中，乾隆帝曾写诗《题金粟笺》：“蔡左徒曾纪传闻，晋唐一片拟卿云；铺笺见此代犹宋，试笔惭他鹅换群；蒸栗底须夸玉色，青莲仍自隐经文；用之不竭非奇事，金粟如来善化云。”从诗中可知，乾隆帝对于仿金粟山藏经纸的颜色标准，要犹如蒸熟的栗子。
然而，清乾隆年的仿金粟山藏经纸与宋代的金粟山藏经纸相比，优劣一目了然。仿金粟山藏经纸的纸质大不如金粟山藏经纸坚挺厚实、韧棉有性，纸色也不尽古朴。清代藏书家吴骞在《兴阳丛笔》中云：“尝见蔡忠襄（即蔡襄）一帖盖宋时，尚宋时能造此纸，故至百幅，犹云只求，今则金粟山宋藏经纸，且不能仿。明宣德内库笺则略得其仿佛耳，按宋时所造已非藤法，其纸皆轻薄，质理顿减。然较诸宋末元初之纸尤高数倍。乾隆有仿金粟山藏经纸不是藤料，康熙淳化轩库蜡笺则胜宣德内库笺矣。”
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制作的仿金粟山藏经纸，尺寸有数种，颜色也有数种。所见仿纸一种为中等褐色，“纹为隐约可见之大小不同圆圈”；另一种为古纸底色（较淡褐色），“斑点为不规则之水渍纹”。由此可知，仿金粟山藏经纸的尺寸应该有大小两种，并且颜色至少也分有斑点和无斑点两种。
乾隆年的仿金粟山藏经纸每批均有不同颜色，深浅随乾隆帝的喜好而定。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初三日活计档记载：“奉旨将藏经纸交懋勤殿写经用。再传与杭州织造将有斑点藏经纸再抄做一万张，其颜色少为黄浅些，得时陆续呈进。钦此。”
为博欢心 争相进贡
乾隆帝在命人制作金粟山藏经纸的同时，还十分关注民间收集该纸事宜。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二十六日，两淮盐政李质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写道：“今觅得藏经纸二十张、宣纸四十五张……恭呈御览……奴才亦不敢信以为真。但以家藏旧物，笔势似乎生动，谨装潢呈进，一经圣目，真伪瞭如俾。奴才数十载疑团，一朝顿释，何幸如之至。藏经纸等项久无人购买，奴才暗中寻觅，人亦不知其可贵，是以价值甚微……”
据学者统计和档案资料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二十九日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四月二十八日，杭州织造共送有斑点的仿金粟山藏经纸9次，每次均500张，并交懋勤殿收讫。懋勤殿大库为内务府储存各种纸张之所，各省进呈的金粟山藏经纸和仿金粟山藏经纸也存放于此库。乾隆五十四年（1789），福建巡抚徐嗣进贡仿金粟山藏经纸500张。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初八日，杭州织造基厚为乾隆帝送仿金粟山藏经纸等项事致造办处。“……当经回明转交懋勤殿具奏奉旨，著照有斑点小藏经纸抄做送来，……三千三百九十七张估抄有斑点小藏经纸，六千张先行呈报在案。……现在办就有斑点藏经纸五百张……”在乾隆朝晚期，仿金粟山藏经纸仍是热门贡品。仿金粟山藏经纸数量多了以后，乾隆帝用纸也大方起来，除用作书画装裱外，甚至还用于印制宫中的经文，清内府乾隆年刻《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用的就是该纸。
民国时期，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也出现了仿品，但木戳较为笨拙，没有乾隆时期字体古朴的特征，水渍纹很呆板。目前，人们已经很难见到金粟山藏经纸的真容了。
明 董其昌行书《宋之问诗》卷（部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十一年（1746）三月，乾隆帝命两江总督尹继善办理制作
金粟山藏经纸事宜（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五月二十六日，两淮盐政李质颖给乾隆帝的奏折（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1月15日 总第3450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