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一名档案工作者。从事中药档案管理10多年，对档案有着深厚的感情。一路走来，我为所从事的工作感到骄傲和自豪，工作中取得的一些成绩，激励我不忘初心、不断前行。
“老药工”的感谢
一天，我刚到办公室，“老药工”赵桂英就进来了。“感谢党，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么关心。”赵桂英说：“刚才文化部门通知，让我去领补贴。我去领之前，先来感谢一下你。”我笑着说：“不用谢，这是您赶上好政策了！”好政策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这几年，我和同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和申报，先后抢救性记录了50多名“老药工”技艺，有8名被各级政府命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赵桂英是其中最年长的一位。听到这声感谢，我多年来进行非遗建档工作的辛苦和汗水瞬间化为一泓甘泉。
赵桂英，是药厂提蜡壳的“高手”。1989年，她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老职工荣誉证书》。这项荣誉是专门颁发给从事医药工作满30年、技艺精湛的老药工的。她的祖籍是云南弥勒，7岁因家境贫困便到昆明正义路保和堂药铺店主张星阶家当使女。她16岁跟随张星阶之子张平阶和张少阶当练习生，学习“药材艺业”。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时，赵桂英和其他药店店员一样，加入中药材加工厂，自食其力当工人。“旧社会，只有几家大药铺包大蜜丸才提蜡壳，比如福林堂、体德堂、大安堂几家。”赵桂英回忆说：“公私合营后，这几家的店主赵维丰、蒋文英教我提蜡壳。”提蜡壳是蜡液变成腊壳的一道制作工艺，关系到蜡壳能否成型。赵桂英提蜡壳，一干就是20年，技艺精湛。她提出的蜡壳薄厚适中，旋得快，划得巧，盖得好，没漏洞，没罅隙。1987年，赵桂英退休。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塑料蜡壳和铝塑包装的普遍使用，提蜡壳这项技艺停用。2012年，为了恢复提蜡壳这项技艺，公司专门组成提蜡壳小组，请赵桂英传授技术，她毫无保留地把绝技奉献出来，手把手地教给几个徒弟。后来，赵桂英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从使女到传承人，82岁的赵桂英感慨万分。
提蜡壳技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些非遗进行建档，是我们档案工作者应该做的。从调查、访问、搜集、记录，到整理、保存、申报项目，我全程办理。濒临绝迹的手工制药技艺被抢救回来，高兴的不仅是传承人，还有档案工作者。文化遗产薪火相传，是档案工作者的使命，也是价值所在。
总经理的称赞
我做非遗申报，曾是临危受命的。起初，非遗申报由其他部门办理，但这个部门做了半年，没成功。此时，我组织摄制的一个企业电视纪录片《中华老字号，精品昆中药》，以大量照片档案，再现了老字号深厚的文化底蕴。看到片子后，总经理徐胜问我：“这些照片是从哪儿来的？”我对他说：“是公司档案室收集来的。”他接着说：“某部门正在申报非遗，没有资料。这事儿由你来主办吧，这些资料都可用上。”就这样，他把非遗申报的任务交给了我。
申报非遗的资料中有一组老照片，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拍摄的制药车间照，之前一直放在旧仓库的一个纸箱里，还差点被当作垃圾处理掉。我看到后，赶忙像捡拾宝贝一样取回档案室，这些照片保存了那个时代的记忆。还有一件制药工具，在访问时，有一人回忆说，在公私合营时，他家贡献了一个乳钵（乳钵是清代研磨朱砂用的），不知现在是否还在使用。根据这一线索，同事们搜遍全厂，终于在一个车间角落，找到了这一实物。钵口缺了一角，内壁上还残留斑斑朱砂，好在钵棒齐全。它见证了昆明医药的历史。
一次，在采访老厂长赵子信时，他说《昆81方》是镇厂之宝，公私合营后就是以它为配方来制药的。可档案室并无此物。无奈，便向全社会征集，几经周折，终于征集到了这件技术档案……就这样，一件一件去征集，一点一点找线索，公司档案室借申遗之机，收集到了许多珍贵档案资料。经过认真整理，一本厚厚的申报非遗项目的材料按时上报有关部门。
那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天，我正在公司食堂吃午餐，总经理端着盘子在我对面坐下。他高兴地对我说：“恭喜啊，你们申报的国家级非遗项目通过了，申报的材料很齐全、很有说服力！”“太好了！”我说：“申报材料大多是档案，绝对真实可靠，而且都标了出处的。”
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名列其中，“昆中药”是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的简称，这一项目成为云南省首个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中药项目。随后，公司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多家媒体纷纷报道。申遗成功后，我们与一些媒体合作，开设“云南老药”“老药工”“老药师”专栏，整理和发布了83个云南中成药故事和50名老药工、老药师事迹。其中，部分受到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资助，并纳入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举办的中医药文化大众传播工程。此次申遗成功，进一步坚定了我做好档案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从申遗中，我感到，档案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档案工作者要用档案说话，管好用活档案，做好文化传承。
专家们的肯定
中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采用建档保护这一办法？这一办法是否合理、可行？这在云南中医药界没有先例。我们试用了、采用了，成效显著，并逐步得到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肯定。
2014年7月2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非遗保护办公室主任柳长华教授到昆明考察，肯定了我们建档保护非遗的做法。他指出，采取建立档案的方式来保护非遗，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让非遗先保存下来，今后可以开发，建档保护和传承人活态保护并不相斥。一些媒体报道了我们建档保护非遗取得的成绩。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和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对我们的建档保护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2015年12月11日，在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学会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我介绍了企业档案式非遗保护的经验和做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超教授对我说：“你们生产性保护与档案式保护并重，开创了中医药非遗保护的新路子！”2016年11月5日，云南省中医药学会文献古籍专业委员会第三次学术年会，安排我专题介绍《昆中药非遗建档实践》，受到与会者普遍赞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晓琳教授对我说：“你们保护文献古籍成绩显著，实际工作能力强，创造了中医药非遗保护的云南经验。”
从事档案工作以来，我一直为自己是一名档案工作者感到自豪，今后，我将继续为档案工作出力。“我像枚书签，守在故事里做一个伴。”歌曲《一眼千年》时常响在耳畔。我仿佛看到，那些泛黄的文字重新鲜活起来，跳跃着融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此生，我愿守在档案里做一个伴。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2月19日 总第346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