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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为先 智圆行方

——马和琼对“国共兄弟”马士弘、马识途的训导

作者:张建安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19-12-30 星期一

    “国共兄弟”马士弘、马识途,出生在小山村——四川省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他们之所以能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在各自的领域作出突出的成就,历经坎坷后仍能长寿百岁,与他们父亲马和琼的训导有很大关系。

“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

    “在我幼年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坐在他书房的那张躺椅上,不是读古书就是读他一直订阅的天津《大公报》……”这是马识途在2014年出版的《百岁拾忆》一书中对其父马和琼的回忆。同年出版的由马士弘口述的《百岁追忆》中,对其父马和琼的追忆文字更多,并专门在“父教与家风”一章中介绍,“先父常告诫家人勤俭过日子,方能长久不衰,立为家风,世代相传。他自拟一格言:‘布衣粗,菜羹香,意自直。’言简而意深,我们弟兄姊妹至今均能遵其教诲,并转教各家子女”。

    马士弘、马识途兄弟,是有名的“国共兄弟”。兄长马士弘,生于1911年,1934年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抗战时期始终在正面战场第一线与日寇作战,参加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战役、宜昌战役、常德战役、保卫武汉大会战、石牌要塞会战等战役;1949年率部起义后,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弟弟马识途,生于1915年,1936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做中共地下党工作;27岁时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学习期间在校建立西南联大中共党支部,联合闻一多、吴晗、齐亮等师生从事进步活动;毕业后继续在四川开展中共地下工作,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先后担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等职,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在地下》等书,出版了多卷本的《马识途文集》。

    马士弘、马识途还是有名的“百岁兄弟”。马士弘病逝于2016年,享年105岁。马识途现在已104岁了,仍笔耕不辍,自强不息。

    马士弘、马识途的父亲马和琼,字玉之,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14岁时到忠县白鹿书院读旧学,16岁考入州立国民中学堂,19岁毕业后在家务农,经营祖传“扶风记”酒坊,同时经营以红甘蔗为主的种植、运销业务;后来,他被推为族长,担任过忠县议长、团练局局长、参议长等职,尤其在担任大邑县、洪雅县县长期间,一边剿匪,一边改善当地民生,兴修水利,兴办教育,受到民众由衷的拥戴。马和琼向来重视地方教育,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和训导,自然也是十分重视。

    马士弘回忆说,“我和马识途最早上学的地方在马家大祠堂内。这是由两厢私塾改制成的茂陵学堂。虽说由私塾改为学堂,其实换汤不换药,我们所学的依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在家里,先父常教导我们要忠孝仁爱,这是做人的准则。他喜欢诸葛亮,有时会引用诸葛亮的话引导我们,并告诉我们:‘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先父希望我们‘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马识途也有类似的回忆,“父亲高兴了,便会拍拍我们的脑袋,发出稀有的微笑,这就是对我们的奖赏。但是这微笑会迅速退去,紧接着,就会听到他严厉的声音:‘今天的书念完了没有?’这时,我们便会自觉地退到楼上我们的书房里去,读他让我们读的《纲鉴易知录》,以及我们喜欢看的《三国演义》《封神榜》之类的小说,还有我更喜欢的《大公报》上的‘小公园’副刊。我不知道父亲从哪里讨来的那么多古圣先哲的格言,一串一串地背给我们听,教我们如何处世为人。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8个字:‘胆大心细,智圆行方。’”

    马和琼对儿女们进行传统思想、为人处世方面的训导,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后来,无论是马士弘还是马识途,都有着扎实的传统文化底蕴,而且做事时都奉行“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的原则,否则无法在异常复杂的无数斗争中生存下来。

    马和琼不仅重视传统文化,而且重视新时事、新思想,让孩子们同时接受新旧思想。他常常教诲马士弘和马识途:“你们要自己出去闯,安身立命,一切靠自己。”他还有个重要的决定,即在马士弘、马识途满16岁时,一律赶出三峡,到外面去闯荡,安身立命,绝对不准留在老家当游手好闲的“公爷”。这个决定是马氏兄弟的母亲不赞成的,但马和琼一直坚持这么做。两兄弟都是先在外上学,然后到处“闯荡”。由于马和琼为官清廉,无法承担所有儿女外出上学的费用,经过认真的考虑和权衡后,他决定将大儿子马千刚留在家中务农和经营酒厂,以此支持马士弘、马识途外出读书。为此,马士弘、马识途终身念大哥的好。确实,如果没有马和琼的决定、马千刚的牺牲,马士弘和马识途当年就没法出川,也就不可能有日后的机遇乃至思想的变化,自然也绝不可能有日后的成就。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俗话说:“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马和琼秉性耿直,为官30余年,担任过8年县令,常怀忠贞为国为民之心,以廉洁自励,以勤俭治家,身体力行,两袖清风,难能可贵;做事为官时,他遵循“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箴规;对待金钱,他坚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得当,虽万千亦不惜”的原则。他厌弃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仅用这些原则和箴规训导子女,而且自己非常严格地执行,让儿女们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1937年,已经担任连长的马士弘目睹了父亲马和琼自费在县府大堂设宴,邀请全县参议员、城乡士绅160余人吃煮红苕解决纳税问题的过程。对此,马士弘晚年回忆:“我当时就站在大堂侧门边,听到先父的讲话,声音洪亮,出语惊人,言简意赅,句句动人,众皆感服。看到他手拿红苕连皮大嚼,毫无勉强之状,其意愿与大邑人民共甘苦,令人敬佩。他杯酒激群情,在财政局长叙述县府经费困难,县长自费为官的真情,座中士绅无一不感叹再三而自觉内疚时,先父反躬自抑,自称不善理财,乘势动之以情,训之以法,不怒而威,使田粮补征欠税工作顺利进行。我深深感到先父的政治才能和忠贞为国为民的博大胸怀。回想起幼年时代,先父常常以这些为人处世为民服务的大道理来教育我们,而此时他自己身体力行忠诚不懈,使我肃然起敬,以有这样的严父而感到幸运。”他还这样总结:“我们兄弟姐妹,学的都是父亲的为人处事:德行为先,与人为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寇作战时,马和琼曾带着乡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支持马士弘;而在马识途因中共地下党活动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处境危险时,马和琼则总是让马士弘利用自己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设法予以搭救,并在马识途回家后亲自出马对付国民党高官,保护了马识途以及同伴的安全。1945年8月,当他从报上得知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高兴地说:“和平有希望了,国共两党合作,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继续合作建设中国,把国家建设富强,外国人再也不敢欺侮了。”后来,当他又从报上知道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进攻解放区,内战战火又燃烧起来,田地荒芜,粮食匮乏,物价乱涨时,他意识到国民党大失民心,认识到马识途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因此几次挺身而出,掩护革命人士,支持马士弘起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还是之后,无论马和琼是否在世,马士弘与马识途总能设身处地、不畏艰险地在关键时刻帮助对方,最终成就了具有传奇色彩的、真正能共患难、共扶持的“国共兄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9年12月27日 总第3468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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