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恺，原名杨询，字道融，生于四川省营山县小蓬乡杨家坝（今小蓬乡花园村）。1922年，杨伯恺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四川进行统战工作，并作出较大贡献。1949年12月8日，杨伯恺与王干青、于渊、余天觉等革命战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屠杀于成都通惠门外十二桥边。在杨伯恺牺牲后的第17天，成都和平解放。1950年1月3日，成都军管会将杨伯恺的遗体迁葬在文化公园。
赴法勤工俭学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17年，杨伯恺来到上海求学，后来又考入北京法文专修馆学习。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杨伯恺的政治思想有了变化，他开始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19年春，杨伯恺随首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从上海赴法。初到法国的中国知识青年，没有被绚丽多彩的异国风情所吸引，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勤工的场所，站稳脚跟，开始学习。那时欧战刚结束，法国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最初，杨伯恺在里昂找了份粗活，不久又进入史乃德工厂。在工厂里，他承担着繁重的工作，衣裤常常被汗水和机油浸透，每天的食物也只是几块面包，喝的水里加点白糖那便是最高的享受。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杨伯恺仍坚持半工半学，常把要学习的东西抄在小本子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要是工头来监工，他就会找机会到厕所里学习。下班回到宿舍，杨伯恺除了洗衣和吃饭外，便是读书，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向他人请教。
1921年初，法国经济危机日益加剧，生活费用暴涨，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过着忍饥挨饿的日子。这年的除夕，杨伯恺和同乡仍在加班做夜工，浑身沾满乌黑肮脏的煤灰，既没有什么好吃的，更没有时间休息。每逢佳节倍思亲，杨伯恺的同乡忽然思念起万里外的家人，而自己身在异国，受这般清苦，越想越难受，禁不住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杨伯恺见状便安慰他，说：“你还记得不？我们在圣水寺自修的时候，遇到袁世凯搞复辟，大家立下志愿，读书救国。后来，我们一起到上海，住在上海的法租界，没钱交学费，就在英语学校当旁听生，经常饿着肚子进教室。这种日子，还不是过来了。难道你忘了？你自己说过的，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到中国，开始懂点革命。后来听说李石曾、吴玉章办勤工俭学，我们进北京的法文专修班，做留法准备。而今如愿以偿，又悔不该到外国来做工受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同乡听完他的一席话很快振作起来。
1922年6月，杨伯恺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自此，他便认定了共产主义，决心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我党的事业，不久便加入中国共产党。3年后，杨伯恺回到祖国。
唤醒川军将领 在沪出版进步书籍
1929年，杨伯恺萌生了出版进步书籍宣传革命的想法，计划在上海筹办一个书店。他也许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出版的书籍会传播到四川乃至处于偏远地区的广汉县（今广汉市）。
1929年底，他受成都大学校长张澜邀请到学校教书，并认识了国民革命军第28军第2混成旅旅长陈离。杨伯恺、陈离二人在交流中一见如故，加之陈离本就对共产党人持友好态度，所以他的思想也越来越进步，经常掩护中共地下党工作。
1930年10月25日，陈离部在中共四川省委和川西特委的策动下在广汉发动起义。但在安县境内，陈离部受到国民革命军第29军田颂尧部的围攻，被阻击溃散。此时，成都已处于白色恐怖之下，有传言说：“广汉事件与杨伯恺有关，要通缉逮捕他，可以先斩后奏，就地正法。”陈离怕杨伯恺遭遇不测，便帮他筹集资金，助其离开成都。杨伯恺带着十来个学生，在上海的海宁路三德里45号开起了辛垦书店，由他任经理，编辑工作由任白戈、沙汀、危淑元等担任。
辛垦书店出版了大量进步书籍，杨伯恺翻译出版了多部18世纪西欧哲学名著，如：荷尔巴赫的《自然之体系》、赫尔维修的《精神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思想集》以及《哲学道德集》《学说与格言》《思想起源论》等等。此外，他还编辑出版了“科学丛书”、《二十世纪》等刊物，极力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广泛介绍自然科学知识和国外最新技术成果，引导民众抨击庸俗哲学，追求知识和真理。当进步书籍如潮水般涌入川内，陈离部的将士也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作为指导，开始下定决心彻底革命。
1937年抗战爆发后，杨伯恺携家眷从上海转移南京，在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接受了回四川协助张澜组织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工作。随后，他让妻儿先行返回成都，自己则乘船至湖北武汉，与学生汇合一起前往山西做统战工作。这年冬天，他们在山西省洪洞县见到了国民革命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杨伯恺向邓锡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后，他甚为感佩，表示愿意与八路军共同抗战。
协助筹建民盟四川支部 从事军政文化统战工作
1937年底，杨伯恺回到成都，在文教界和川军上层继续从事统战工作。他常与《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罗世文、《大声周刊》社长车耀先、张曙时（中共川康特委委员兼统战部副部长）和爱国将领彭焕章聚会，畅谈时局，研究工作。在其影响下，彭焕章等川军将领还起草过倒王通电，实际就是反对蒋介石在川军中收买爪牙、把持川政的勾当。通过这次活动，为我党在四川军政上层人士中的统战工作奠定了一定基础。此后，彭焕章任《华西日报》董事长，聘请杨伯恺为主笔，专为该报撰写社论。杨伯恺利用这个机会，紧密配合。杨伯恺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经常写稿至深夜。在《华西日报》期间，杨伯恺不断为民主而呐喊拼搏，先后写出了《民主的理论性与现实性》《实现民主的实际工作》《民主与民权》《扫除团结的障碍》《紧急关头的紧急对策》《抗战第八年度的特质和任务》等文章，这些文笔犀利、正气凛然的文章“如同一支支利箭射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痛骂揭露他们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的种种罪恶行径”。为此，国民党反动派将杨伯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意欲除之而后快。
另外，杨伯恺还应陈离的聘请，担任协进中学的校长。在教学中，他对学生晓以大义，灌输抗日爱国思想，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学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并不断介绍校内的进步师生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协进中学在当地的影响不断扩大，甚至被视为陕北公学第二。通过这些活动，我党在四川文化、军政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得以开辟新的局面。后来，杨伯恺还将自己不满16岁的大女儿杨洁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改政团入盟为个人身份入盟。杨伯恺为进一步做好我党的统战工作，以适应民主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积极协助张澜在成都建立民盟四川省支部。他以个人名义加入了民盟，被推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四川省支部宣传部长。当时，国内主张民主的呼声不断高涨，要求蒋介石结束法西斯个人独裁，成立多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6年，杨伯恺接到我党指示，负责成都地区文化界统战工作。此后，他经常与西南文教部副部长潘大逵、四川大学教授彭迪先、民主同盟四川省支部执行委员陈翔鹤等名流交往，商讨时局和有关统战、文化宣传工作。5月，杨伯恺又创办了《民众时报》，任总经理兼主笔，继续高举反蒋反美的大旗，为唤醒人民而战斗。可是不到3个月，《民众时报》又被勒令停刊。尽管杨伯恺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摧残压制，但他从不屈服。随后，杨伯恺又办起了《青年园地》和《时代文摘》，继续为民众提供精神食粮。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月3日 总第3471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