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抗倭英雄。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戚继光被任命为“钦差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负责防御倭寇自山东海上的入侵。现存史册对戚继光的记载，大多数提及他巩固国防、整顿军纪等事，涉及政务事迹甚少。该文献是戚继光于任内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在处理一个关于乡里赌博的案件申文上的批语。从这份文献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吏治情况，体现了戚继光不仅是抗击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也是秉公执法的清官良吏。该文献对于研究明代公文形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查赌博之往来公文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明代档案被称为“信牌档”和“屏风档”，因其来源于沈阳故宫所藏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时期的信牌皮囊夹层及屏风裱纸而得名。档案按照形成单位分为四大部分，即辽东都指挥使司档案、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及山东都司档案、兵部提稿、《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实录稿本》（部分），形成时间上起洪武二十五年（1392），下至崇祯年间。这些档案虽然内容残缺不全，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和民族等多方面，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研究明代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
申文为明代的一种公文形式，属于上行文。申文是继承前代而来，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的“状”。“状”是一种上行文体，既可以施诸于君主，也可用于上级官府。唐朝时，“状”成为官定正式文书。《唐六典》规定，“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状”既可用于近臣上达天子（称作“奏状”），也可用于百官向上级行文（称作“状上”）。宋代时，“状上”演变为“申状”，主要用于六部及其从官。下级对所隶属上级的指挥措施有不同意见，需要进行申述时，也可使用申状。元、明两朝继承了申状这一文种。元代时，各部对尚书省行文也会用申状。不仅下级对所属上级可以使用，在没有隶属关系的各部门之间，地位有高低之分时，低对高也使用申状。明代时，各县、府州给上级单位的公文，直属府州及各处按察司给六部的行文都用申状。后来慢慢演化，“申状”改为“申文”，成为重要的上行文种之一。
根据《戚继光签批的申文》内容来看，此篇申文是关于赌博事件往来的几份公文中的一份。在此之前，登州卫向戚继光汇报过这一事件，并得到了回复：“仰该卫详报。其同伙人犯，据本犯已招在官，如果豪强有势之家，该卫难于拿处者，即便速呈……有司拿缉，以安地方，抄由缴等因。”“仰”在公文中表示切望之义，为上级命令下级的惯用词汇。登州卫据此批复继续查处，并呈上更加详尽的报告：“为此，今将问过犯人乔升等……蒙批呈，理合申缴。伏乞……须至申者。”“伏”“乞”也是传统公文用语，表示向上级衙门或者官员进行的请求。
秉公执法的好清官
戚继光，字元敬，号南塘，祖籍山东蓬莱，是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为政多年，历经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蓟州总兵，左都督，加少保。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继光袭父祖职位入仕，任登州卫指挥佥事，管理登州卫的屯田事务，后晋升为钦差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1555），戚继光调任浙江，扛起了抗倭戍边的重任。
在登州为官，只是戚继光仕途的开端，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戚继光签批的申文》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作为大明王朝难以计数的普通官员中的一位，他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无足轻重，史书中也没有相关记载。后来，戚继光凭借抗击倭寇功成名就为其立传，《明史·戚继光传》洋洋洒洒3000余言，关于这段经历的记述仅一句话：“嘉靖中嗣职，用荐擢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所以，这份文献的存在更是弥足珍贵。
该文献内容是关于地方赌博一事，文字简短且不完整。登州卫呈报辖区内发生一起聚众赌博案，该卫奉命捉拿到案犯乔升，另外两名案犯史辰、李氏在逃。参与赌博之人多为地痞、恶棍，地方豪强也参与其中。这些人聚赌偷窃、危害乡里，严重影响地方治安，甚至扰乱了军纪。戚继光要求地方官员将犯人缉拿归案，安定地方秩序。他在申文上批复：“看得详报招由，法虽已的，但棍伙结党败俗，情极可恶。且史辰、李氏，俱称未到官，该卫枉法曲护可见矣。仰卫务要拘获人犯，逐一完足，速招解夺，转会发落。此缴。”
该批复措辞严厉，对地方官员“枉法曲护”的情况直言不讳。参与赌博事件的人员身份背景复杂，甚至有“豪强有势之家”包庇罪犯。在这种情况下，戚继光不畏强权，要求不管案犯身份如何，务必全部缉拿归案。面对入侵国土的外敌，作为将军的戚继光所向披靡，令敌人闻风丧胆。面对危害乡民的地主豪强，作为地方官员的戚继光杀伐果决，令罪犯望而生畏。他曾在一篇文稿中写下这样的语句：“自觉二十岁上下，务必做好官，猛于进取，而他利害劳顿，皆不屑计也。”
赌博之风屡禁不止
戚继光在批复中提到“棍伙结党败俗，情极可恶”，从这几个字就可以看出他对赌博的态度是深恶痛绝。究其缘由，还要从明朝赌博泛滥说起。
明王朝的赌博风气由来已久，可以追溯至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遏制赌博，下令“凡下棋、打双陆的斩手”，下棋和打双陆是赌博的两种形式。参与赌博的人群，上至皇亲国戚、官员士大夫，下至贩夫走卒、地痞无赖，就连军队中都出现了严重的赌博现象，坊间甚至还有“进士不工赌博为耻”的荒谬言论。当时，赌博的形式多样，最流行的当属纸牌、叶子戏、双陆、骨牌、骰子、斗鸡等。赌博泛滥严重影响了明朝的社会风气，官员醉心赌博，荒废政务，忽视军国大事。平民百姓沉迷于赌博，倾家荡产，闹事斗殴。军人沉迷于赌博，军备废弛，战斗力下降。同时，因为赌徒众多，造成各地无赖横行，开设赌场，无恶不作。
全民赌博的恶劣风气影响很坏，对明朝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极大冲击。小赌输钱财，大赌输妻子。赌徒为了赌博，田产房屋、妻妾子女都能够作为赌注，顷刻间便会家破人亡。
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在宫中与太监、亲信终日赌博。上行下效，士大夫也纷纷开设赌场。赌博之风日益猖獗，举国好赌，史无前例。面对愈演愈烈的赌博风气，明政府也曾试图挽救。《大明律》中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此外，官府抓获赌徒，要头戴枷锁游街示众，以示惩戒。禁止京城内外开设赌场，违者严惩不贷。文人赌博，革去功名。军人赌博，发配边关。但即使有如此严厉的惩罚措施也不能制止疯狂的赌博活动，全民都沉溺于赌博之中无法自拔。官吏无心理政，将士无心操练，百姓无心劳作，各行各业都陷入混乱之中。
文献遗产名称：戚继光签批的申文
文献形成年代：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
文献数量：1件
文献保存者：辽宁省档案馆
抗倭名将戚继光签批的申文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1月10日 总第347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