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留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之言；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民国是一个乱世，但乱世出英雄，面对纲纪毁坏、国之将倾的时局，教育家闻一多、陶行知，揭露黑暗、舍身为国；著名报人史量才、俞颂华、刘髯公，坚守正义、捍卫真理；东北流亡学生，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在这乱世中，也有贪污犯王春哲、策划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等，他们的死轻如鸿毛。
本版《旧读欣赏》栏目从这期开始推出《民国人物之殇》专栏，将邀请档案编研专家周利成依托档案史料和民国报刊文献撰文，讲述民国时期闻一多、陶行知、史量才、俞颂华、刘髯公等人生命的最后时光，展现他们的人生百态。
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参加了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又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会后，闻一多与大儿子闻立鹤一同回家。当他们走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职员宿舍附近时，只听一声枪响，闻一多应声倒地，闻立鹤立刻扑到父亲身上。随后，只见4个身穿蓝色中山装的大汉突然出现，向闻立鹤连开5枪，并将其从闻一多身上拉起摔在一旁。4个大汉又集中火力向闻一多头部射击，致其毙命。
蓄谋已久的刺杀
由于，事发地距离闻家很近，闻夫人高孝贞和孩子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他们赶到后，便立刻送闻一多和闻立鹤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经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确定闻一多当场死亡，闻立鹤经过抢救转危为安，送入34号病房。高孝贞则因悲伤过度心脏病复发，也住进了该院的16号病房。
5天内接连两名爱国人士被刺杀，一时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延安的《解放日报》直指国民党政府是“杀人犯的政府”，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极力转移视线。
为了了解惨案经过，各报记者纷纷赶到医院对闻一多的家属进行采访。情绪稍有稳定的高孝贞回忆说：“先生遇刺前，曾有一名40岁左右的神秘女子来我家。第一次，她一进门就问姓闻的在不在。因为有人前几日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怪女人，我就说姓闻的不在这里。她不肯走，坐下来拿出一本《圣经》跟老大（闻立鹤）说，上面有‘易多’2字，‘多’由2个‘夕’字组成，夕是太阳快落山的意思。没过几天，神秘女人又来问，老大说闻先生已经走了。她便给了老大一封信，上面写，‘如果听我的话，世界三天就和平’。过了3天，神秘女人又来了。孩子们非常害怕，便把门关起来，她在门外吵闹。后来听说，她还去过潘光旦家。14日那天，这女人在路上碰见老大，又给了他一封信，还说，‘明天闻一多在记者招待会上，如不听话，他就会在那时结束性命！’”说到此处，高孝贞已经没有了气力，15岁的女儿接着回忆了父亲和大哥遇刺那天下午的情形：“大哥接到这封信后，心里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15日下午开记者招待会时，大哥曾3次到会场去看爸爸，都没有事情发生。谁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在家附近遇害。”
“我早预备好了，要砍你就来吧！”
当时的《联合画报》《民主周刊》《读书与出版》《自由文丛》等报刊，从闻一多近3年来的社会活动，解读其被刺原因。
1943年的一天，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与一名学生到昆华中学。路过昆明西站时，他们看到一队士兵向缅甸开拔，一个瘦弱的士兵走不动，长官就用鞭子抽他。最后，瘦弱的士兵跟了几步还是倒下了。于是，长官叫人把他的衣服剥了，将其扔在路旁。闻一多见此情景，说不出话来，最后像疯子一样咆哮：“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有这种事，怎么就没人管、没人喊？我一定要喊！”
1944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举办的晚会上，闻一多等人向腐烂残酷的统治者开了第一炮。压抑许久的同学们听后爆发出热烈掌声，“像经过了崎岖的峡谷，瀑布般地倾泻着民主运动的奔流”。闻一多说：“我们不怕幼稚，不怕过火，别人说，不要矫枉过正，我说非过正不足以矫枉，要矫枉就一定先过正！”这个晚会对国民政府是一个强烈的震动，因此第二天的五四文艺晚会被勒令停办。“为了答复这个破坏”，闻一多在8日举办了一个更大的晚会。8000多名学生坐在草地上听着他的呐喊：“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要打倒封建文化，我们现在还要里应外合，打倒封建文化！”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并发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出殡时，他更是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7月1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在《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上写道：“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闻一多呐喊出的正是人民积压已久的心声，“他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民的火山口，至于是否会烧毁自己，从不计较”。闻一多甚至伸着脖子说：“我早预备好了，要砍你就来吧！”
“万人流泪哭李闻”
闻一多遇难后，清华大学马上成立了“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由黄子坚、雷海宗、李良钊、贺麟等教授组成，殓葬由昆明佛教会负责。让众人深感遗憾的是，原本闻一多的遗体定于7月18日12点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前的空场火化，因昆明佛教会要求提前至上午10点举行，而丧葬抚恤委员会又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导致大批学生、市民来到医院时遗体已经火化完毕。
1946年8月1日的《联合画报》以《万人流泪哭李闻》为题记录了他们的追悼会。7月28日，在重庆青年馆内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会场内外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连地上也摆着挂不完的素绢白纸。一万多人挤着馆内馆外，千万人的眼泪向着‘民主之魂’的巨幅横额在流。”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史良报告李公朴、闻一多的生平，“未言先哭”。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则声泪俱下地疾呼：“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求是和平，第二个仍是和平，第三个还是和平！”话音未落，“群众的掌声继呼声而起，这是人民在悲痛里得到的一分慰藉”。随后，中共代表吴玉章说：“书生论政，也遭杀害，不能默默无言。和平、民主、独立的要求，不会因二人之死而终止。”“他侃侃地吐出他的悼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盟代表邓初民涕泪纵横地演说，已经不是激昂的控诉，而是将他满腔的悲愤化作孤愤的忠言。邓初民“像一位正直的老人在哀悼他的手足，他泣谏，他哀求。他不是追悼诗人，汪精卫、周作人也会做诗；不是追悼教育家，教育家也会在敌伪政府里大谈其树人大计的；更不是追悼社会地位，那是欺世盗名的头衔。他是在痛哭人民的朋友和人民的同志的死去！”他说：“闻先生是教授，对中国文学造诣极深，纯粹是书房学者，无私心、无偏见，一腔爱国热忱。近年因看到国家危机日深，才走出书房，经常发表一些对政治的意见。书生论政，是只讲是非而无偏见的。因此，为了全中国的人民，他便在街头流完了他的热血……”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用手帕拭着眼睛，在场的人也都抑制不住呜咽着哭出声来。邓初民顿足捶胸地长叹：“从前的民牧政治，是把人民当着牛马看，当作私产看，但他们要给牛以水喝，给马以草吃。假如今天有一位先生能够做到‘民牧’，我就愿跪在他的面前，不要希望什么民主了。”最后，他正告当权者：“杀鸡取卵的皇帝是做不久的，专制时尚且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戕害了人民，谁也就杀了自己。”
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哭诉着致谢辞，这位年仅14岁的孩子的语言却是掷地有声：“爸爸给杀死了，他们还造谣嫁祸。为什么不干脆说是我哥哥拿手枪打死我爸爸的呢？今年一二一昆明惨案的追悼会上，也有今天这么多的花圈和挽联，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好惨呀！孩子们永远记住！想不到今天也在这里同样地追悼我的爸爸……”他最后喊道：“取消特务机关！”
1946年9月，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人物杂志》发表了《“我是闻一多的孩子”》一文，回忆了父亲与家人的生活点滴：
爸爸，你曾经说过：“为了人民，我什么都不怕！”可是，每当的确该小心的时候，妈和你的孩子们，就都不允许你什么都不怕；每次你出门就只仗着手上的一根拐杖，在门口说：“谁要来碰我，我就用这个给他一下！”以后笑着走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 总第350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