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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民的火山口”

——民主战士闻一多遇难前后

作者:特邀撰稿人 周利成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4-07 星期二

    开栏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留有“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之言;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

    民国是一个乱世,但乱世出英雄,面对纲纪毁坏、国之将倾的时局,教育家闻一多、陶行知,揭露黑暗、舍身为国;著名报人史量才、俞颂华、刘髯公,坚守正义、捍卫真理;东北流亡学生,忧国忧民、为民请命,他们的死重于泰山。在这乱世中,也有贪污犯王春哲、策划刺杀宋教仁的洪述祖等,他们的死轻如鸿毛。

    本版《旧读欣赏》栏目从这期开始推出《民国人物之殇》专栏,将邀请档案编研专家周利成依托档案史料和民国报刊文献撰文,讲述民国时期闻一多、陶行知、史量才、俞颂华、刘髯公等人生命的最后时光,展现他们的人生百态。

    1946年7月15日上午,闻一多参加了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又参加了记者招待会。会后,闻一多与大儿子闻立鹤一同回家。当他们走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职员宿舍附近时,只听一声枪响,闻一多应声倒地,闻立鹤立刻扑到父亲身上。随后,只见4个身穿蓝色中山装的大汉突然出现,向闻立鹤连开5枪,并将其从闻一多身上拉起摔在一旁。4个大汉又集中火力向闻一多头部射击,致其毙命。

蓄谋已久的刺杀

1946年9月,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人物杂志》发表的《“我是闻一多的孩子”》。

    由于,事发地距离闻家很近,闻夫人高孝贞和孩子们听到枪声就往外跑。他们赶到后,便立刻送闻一多和闻立鹤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救治。经医院外科主任刘崇智确定闻一多当场死亡,闻立鹤经过抢救转危为安,送入34号病房。高孝贞则因悲伤过度心脏病复发,也住进了该院的16号病房。

    5天内接连两名爱国人士被刺杀,一时震惊全国,舆论哗然。延安的《解放日报》直指国民党政府是“杀人犯的政府”,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却极力转移视线。

    为了了解惨案经过,各报记者纷纷赶到医院对闻一多的家属进行采访。情绪稍有稳定的高孝贞回忆说:“先生遇刺前,曾有一名40岁左右的神秘女子来我家。第一次,她一进门就问姓闻的在不在。因为有人前几日就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怪女人,我就说姓闻的不在这里。她不肯走,坐下来拿出一本《圣经》跟老大(闻立鹤)说,上面有‘易多’2字,‘多’由2个‘夕’字组成,夕是太阳快落山的意思。没过几天,神秘女人又来问,老大说闻先生已经走了。她便给了老大一封信,上面写,‘如果听我的话,世界三天就和平’。过了3天,神秘女人又来了。孩子们非常害怕,便把门关起来,她在门外吵闹。后来听说,她还去过潘光旦家。14日那天,这女人在路上碰见老大,又给了他一封信,还说,‘明天闻一多在记者招待会上,如不听话,他就会在那时结束性命!’”说到此处,高孝贞已经没有了气力,15岁的女儿接着回忆了父亲和大哥遇刺那天下午的情形:“大哥接到这封信后,心里不踏实,总觉得有什么事。15日下午开记者招待会时,大哥曾3次到会场去看爸爸,都没有事情发生。谁也没有想到父亲会在家附近遇害。”

“我早预备好了,要砍你就来吧!”

    当时的《联合画报》《民主周刊》《读书与出版》《自由文丛》等报刊,从闻一多近3年来的社会活动,解读其被刺原因。

    1943年的一天,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闻一多与一名学生到昆华中学。路过昆明西站时,他们看到一队士兵向缅甸开拔,一个瘦弱的士兵走不动,长官就用鞭子抽他。最后,瘦弱的士兵跟了几步还是倒下了。于是,长官叫人把他的衣服剥了,将其扔在路旁。闻一多见此情景,说不出话来,最后像疯子一样咆哮:“我从来没想到世界上有这种事,怎么就没人管、没人喊?我一定要喊!”

    1944年5月3日,在西南联大举办的晚会上,闻一多等人向腐烂残酷的统治者开了第一炮。压抑许久的同学们听后爆发出热烈掌声,“像经过了崎岖的峡谷,瀑布般地倾泻着民主运动的奔流”。闻一多说:“我们不怕幼稚,不怕过火,别人说,不要矫枉过正,我说非过正不足以矫枉,要矫枉就一定先过正!”这个晚会对国民政府是一个强烈的震动,因此第二天的五四文艺晚会被勒令停办。“为了答复这个破坏”,闻一多在8日举办了一个更大的晚会。8000多名学生坐在草地上听着他的呐喊:“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要打倒封建文化,我们现在还要里应外合,打倒封建文化!”

    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并发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一文,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出殡时,他更是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1946年7月11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在《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上写道:“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闻一多呐喊出的正是人民积压已久的心声,“他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民的火山口,至于是否会烧毁自己,从不计较”。闻一多甚至伸着脖子说:“我早预备好了,要砍你就来吧!”

“万人流泪哭李闻”

1946年8月1日,《联合画报》报道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

    闻一多遇难后,清华大学马上成立了“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由黄子坚、雷海宗、李良钊、贺麟等教授组成,殓葬由昆明佛教会负责。让众人深感遗憾的是,原本闻一多的遗体定于7月18日12点在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前的空场火化,因昆明佛教会要求提前至上午10点举行,而丧葬抚恤委员会又没有及时发布消息,导致大批学生、市民来到医院时遗体已经火化完毕。

    1946年8月1日的《联合画报》以《万人流泪哭李闻》为题记录了他们的追悼会。7月28日,在重庆青年馆内举行了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会。“会场内外堆满了花圈,挂满了挽联,连地上也摆着挂不完的素绢白纸。一万多人挤着馆内馆外,千万人的眼泪向着‘民主之魂’的巨幅横额在流。”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史良报告李公朴、闻一多的生平,“未言先哭”。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胡子昂则声泪俱下地疾呼:“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求是和平,第二个仍是和平,第三个还是和平!”话音未落,“群众的掌声继呼声而起,这是人民在悲痛里得到的一分慰藉”。随后,中共代表吴玉章说:“书生论政,也遭杀害,不能默默无言。和平、民主、独立的要求,不会因二人之死而终止。”“他侃侃地吐出他的悼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民盟代表邓初民涕泪纵横地演说,已经不是激昂的控诉,而是将他满腔的悲愤化作孤愤的忠言。邓初民“像一位正直的老人在哀悼他的手足,他泣谏,他哀求。他不是追悼诗人,汪精卫、周作人也会做诗;不是追悼教育家,教育家也会在敌伪政府里大谈其树人大计的;更不是追悼社会地位,那是欺世盗名的头衔。他是在痛哭人民的朋友和人民的同志的死去!”他说:“闻先生是教授,对中国文学造诣极深,纯粹是书房学者,无私心、无偏见,一腔爱国热忱。近年因看到国家危机日深,才走出书房,经常发表一些对政治的意见。书生论政,是只讲是非而无偏见的。因此,为了全中国的人民,他便在街头流完了他的热血……”国民政府重庆市市长张笃伦用手帕拭着眼睛,在场的人也都抑制不住呜咽着哭出声来。邓初民顿足捶胸地长叹:“从前的民牧政治,是把人民当着牛马看,当作私产看,但他们要给牛以水喝,给马以草吃。假如今天有一位先生能够做到‘民牧’,我就愿跪在他的面前,不要希望什么民主了。”最后,他正告当权者:“杀鸡取卵的皇帝是做不久的,专制时尚且不能忽视人民的力量。‘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戕害了人民,谁也就杀了自己。”

    闻一多的三子闻立鹏哭诉着致谢辞,这位年仅14岁的孩子的语言却是掷地有声:“爸爸给杀死了,他们还造谣嫁祸。为什么不干脆说是我哥哥拿手枪打死我爸爸的呢?今年一二一昆明惨案的追悼会上,也有今天这么多的花圈和挽联,记得当时爸爸对我说,好惨呀!孩子们永远记住!想不到今天也在这里同样地追悼我的爸爸……”他最后喊道:“取消特务机关!”

    1946年9月,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在《人物杂志》发表了《“我是闻一多的孩子”》一文,回忆了父亲与家人的生活点滴:

    爸爸,你曾经说过:“为了人民,我什么都不怕!”可是,每当的确该小心的时候,妈和你的孩子们,就都不允许你什么都不怕;每次你出门就只仗着手上的一根拐杖,在门口说:“谁要来碰我,我就用这个给他一下!”以后笑着走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 总第3507期 第四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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