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生之风烈，余不仅当铭之於（于）文，且将铭之於（于）心，瞻之在前，没齿不忘也……凝血与山川共碧。”这篇血衣冢志铭浓缩了郁达夫的胞兄郁华短暂的一生，同时也赞颂了其刚正不阿的爱国情操。该血衣冢志铭长131厘米、宽57厘米，是由文学家郭沫若撰写、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手书。
1947年4月，郭沫若撰文、马叙伦手书的《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档案馆藏
郁华，字曼陀，浙江杭州富阳人。他生于1884年，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的法科。郁华回国后，曾任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东北分院刑庭庭长。1932年，郁华到上海出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庭长，主要管理英租界的刑事诉讼。后来，他还兼任东吴、法政等大学的教授。那时，上海的政治情况复杂，郁华积极帮助进步人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上海，大肆绑架和杀害进步人士，气焰嚣张。郁华不惧危险，积极营救被迫害的爱国人士。因此，日军对郁华恨之入骨，并经常恐吓他。1938年，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因拒绝出任汪伪政府的教育部部长，遭汪伪特务暗杀。郁华在审理该案时，不顾自身安危，当庭斥责汪伪特务并判以极刑。刘湛恩之子刘光华说：“我曾亲睹郁华庭长不顾自身安危，当庭痛斥被现场群众捕获的刺客曾某，并判以极刑，其高风亮节、秉公执法确实令人佩服。”为此，汪伪政府视他为眼中钉。
而导致郁华被刺的直接原因则是《中美日报》袭击案。1939年7月22日晚8点，一大批汪伪特务包围了中美日报社。当时，报社的保安人员见势不妙，情急之下把报社的铁门锁死。特务们见拉不开门，又不敢在租界内久留，于是临时改变计划。他们来到大晚报馆，极为放肆地打砸报馆内的设施，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排字工各1名。租界巡捕闻讯赶来，特务们开枪拒捕，火并后有几个特务受伤被捕。
随后，此案进入司法程序，几个被捕的特务经公共租界上海第一地方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汪伪特务头目李士群对此结果非常不满，除了策动被捕特务上诉外，同时还写信给即将承接此案二审的郁华，要求他撤销原判，宣布被告无罪。没过几天，郁华又收到一封装着子弹的恐吓信，亲朋好友都劝其尽早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但他坚定地说：“国家、民族正在危急之中，怎能抛弃职守？我当作我应做之事。”二审开始后，郁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汪伪特务头目恼羞成怒，随即命令特务夏仲明、吴振明、潘公亚等人布置暗杀。
1939年11月23日，上海西区法租界内的巨籁达路（音译，今安福路）行人稀疏。上午8点，郁华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当时，自备的黄包车已在路边等候，就在郁华抬腿跨上黄包车时，只听几声枪响，他便扑倒在黄包车上。车夫缓过神后，立刻追赶过去，凶手最终逃跑。随即，车夫把身中3枪的郁华送往医院，但在路上便撒手归西。郁华被害后，上海等地均有悼念活动。
郁华是抗战以来租界内第一个遭到汉奸谋杀的中国高级司法人员。胞弟郁达夫听此噩耗后，挥笔写下挽联一副：“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闻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1945年，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时人将这对兄弟称为“双烈”，并在杭州富阳的鹳山上修建了“双烈亭”，由茅盾亲书“双松挺秀”匾额。两年后，家乡百姓为缅怀忠烈，在鹳山建造了郁华血衣冢，血衣冢内埋有几经辗转留存下来的血衣。郭沫若得知此事后，撰写了这篇《郁曼陀先生血衣冢志铭》，原稿一直由郁华的夫人陈碧岑保存。1952年10月，郁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4月3日 总第3507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