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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鼠疫肆虐香港岛

作者:特邀撰稿人 郑泽隆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5-06 星期三

    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也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深入,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朽。此时,一场鼠疫悄然从广西沿海传到粤西,但未引起广州当局的重视,驻广州的粤海关税务司雷乐石甚至自信地声称,广州的卫生状况和环境几乎不可能发生瘟疫。然而,鼠疫还是“令人讨厌地降临广州”,并在短短两三个月导致数万人死亡。据粤海关情报人员对疫情的描述,它是一种“不大为人们所知的病,因而引起比霍乱更大的恐惧”。

    彼时的香港,是连接中国内地与世界的航运中心和重要中转贸易港口,且与素有中国“南大门”之称的广州交通往来频繁,每周从广州乘轮船等交通工具抵达香港的就有近万人。同年5月,鼠疫随着人员的流动而登陆香港岛。

港英政府颁布“治疫章程”

    1665年,英国伦敦曾发生鼠疫,导致伦敦约10万人死亡,社会、经济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这也使英国统治者意识到做好疫情应对的重要性。英国侵占香港后,逐渐在港推行西方的公共卫生政策,还成立了香港洁净局负责管理环境卫生事务,其职责包括检查私人屋宇,清洁堆满垃圾的房屋,将传染病人移送至隔离医院等等。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便以战胜国姿态在香港实行种族歧视政策,强调欧洲人尽可能不与华人杂居。当时,在港的欧洲人主要居住在香港岛的中部和半山区域,华人主要居住在东、西两端。而贫困华人则多居住在太平山等处,那里人口密集,环境拥挤,光照不足,通风不畅,缺乏排水系统和卫生设施,老鼠、苍蝇、跳蚤滋生,极易引发疫病。

    1894年春广州发生鼠疫后,港英政府在通过情报人员和媒体了解到广州“先死老鼠后死人”的情况后,于4月派詹姆斯·劳森医生前往广州调查。5月8日,劳森返回香港,随后在东华医院(成立于1870年,是香港地区规模较大、颇有声望的华人非官方医院,也是一家由海内外华人集资创办的大型社会福利机构)调查时,发现已有20人患上鼠疫,其中大多数来自位于太平山山腰的太平山街。患者身上多发肿块,而且病情危重,往往在一两天内死亡。

    鉴于疫情日益严重,5月10日,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刊登告示,宣布香港为疫埠。11日,香港洁净局颁布《香港治疫章程》,旨在用隔离措施防止疫情蔓延。

    据英国商人在上海创办的《申报》所载,该章程共有12款,主要内容包括:(一)染病者无论轻重,都必须迁至官方的医治船或者本局指定的专门处所就医,非有本局及其委托人以及持有执照医生的许可,不得擅自迁徙。(二)凡有人在港内或从别处来港患疫而死,其尸体由本局指定专门处所掩埋。除本局指定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擅自将尸体移葬。(三)凡知悉他人染疫或类似疫症者,须立即到最近的警所或官署禀报,以便本局知悉处理。(四)在毗邻疫情发生地带以及本局所指定处所,本局随时委派人员逐户检查室内外是否卫生,以及有无染疫患者或死者。如屋内污秽不洁,则由本局委托清洁人员洗扫干净,洒以解秽药水。如发现有染疫患者,则分别迁移至医治船或其他处所调理,死者应立即移葬。(五)染疫患者或死者的衣物、床铺等物品,由本局指定专门的清洁人员用密闭车搬离原屋,清洗干净后再交回原主人,其他人员不得擅自处置。不能清洁除污的物品经本局委派人员或有执照医生检查确认的,由本局择地焚化。患者或死者所居住房屋必须喷洒药水彻底消毒,方可再入屋居住。如经有执照医生检查证明无法清洁干净的房屋,则由本局洗洒后关门,一般人不得再行入住。(六)公私厕所每日清洗两次,厕主或管厕人须在厕内备有生灰,用于便后清洗。

    香港洁净局还全权委派国家大医士雅利士、巡捕官梅及绅员佛兰诗负责监督这一章程的实施。

华人团体抗议粗暴行径

    虽然《香港治疫章程》体现了卫生清洁和隔离治疗的近代防疫理念,但香港洁净局人员和差役常以防止疫情传播为由,随意搜查华人房屋,甚至对染疫患者的房屋一封了之,有些非疫病患者或毫无症状者也被误送到医治船中治疗。再加上不少华人生病了习惯于待在家里延请中医治疗,又对西医了解不多,甚至误以为西洋人的脏腑与中国人不同,不认同西医的治疗方法,更不愿被送至海上医治船“自生自灭”。如此种种导致许多华人因不满港英政府的粗暴防疫措施,又害怕染上瘟疫,纷纷乘船离港返回广东、福建等地。据统计,仅1894年5月20日返回粤省的就有千人。

    面对上述情况,在港华人团体忧心忡忡。5月20日上午,在董事刘渭川的主持下,东华医院邀请绅商70多人开会研究染疫患者治疗等事宜。这次会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医院内外站满了人,香港洁净局也派出巡捕官梅和医生参会。会议商议向港英政府反映民意,恳准今后不再派差役搜查华人房屋,染疫病人不再执送到海上医治船,而是送往东华医院治疗,另准有返乡意愿的病人回原籍省治病。一同参会的巡捕官梅声称,当日接到广东官方电文,不准染疫病人回省治疗,并以200年前英国疫情为例,说明“凡患疫之人若不另辟地方以居之,则不能禁止其传染”,请刘渭川告诉在港华人“凡所居屋宇,人数不可过于稠密,则疫疠自然少矣”。翌日,港英当局召集各方人士在督宪府开会,针对华绅提出的问题,商议防治疫病措施。会议虽仍认为有必要继续稽查华人房屋,但允许东华医院派医生随同前往,遇有染疫病人,可带回医院进行治疗。

    进入6月以后,疫情愈演愈烈,每日死亡人数达40多人,有数名奉令搜屋、消毒的英兵和差役也染病死亡,如在香港当差20年的叶氏染上疫病后,辞职回原籍广东新会,未进家门而亡。负责清洁房屋和殓尸的工人日薪虽增至洋银1元,但大多数人因害怕染上疫病,纷纷弃职他往。由于疫情凶猛,在香港的洋商接连离港。从事各种职业的华人,包括苦力、佣人,以及商行的职员等,纷纷要求结算薪酬返回家乡。很快,疫情又从香港岛蔓延至九龙城、佛头洲等地。为防止疫情传播,不少地方开始禁止香港岛疫区人员入境。

港口贸易深受疫情影响

    1894年香港岛发生鼠疫,对中国内地及邻国沿海各口岸的应对能力是一次重大考验。而在各国沿海港口相继采取了防疫措施后,作为世界贸易重要中转港口的香港受到很大影响。

坐落在广州沙面的清代粤海关公馆

    上海作为远东贸易大港,其与南洋各地的大部分贸易都经香港转口。由于担心感染瘟疫,上海许多船只陆续减少停泊香港的次数,甚至绕道航行。5月中旬,一艘从上海开往外洋的法国轮船抵达香港后,不肯承接香港的货物和人员,害怕将病毒带到船上。一艘德国轮船在吴淞口外载运日本货物后不再经停香港,而是直接开往新加坡。

    前往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的香港船只也受到诸多限制。各国驻上海领事在葡萄牙驻沪总领事署开会,决定照会江海关道加强对来自香港的轮船的稽查,轮船上如有病人须高挂黄色旗帜,暂时泊在黄浦江口外,不准靠岸,岸上客人亦不准擅自登船。汕头和厦门也强化疫病防控措施,对来自香港船只上的人员实行检疫。新加坡政府张贴告示,宣布凡是香港来的轮船必须先在海面上停泊9天,无异常情况方准进入港口。越南西贡和菲律宾吕宋当局则将香港来的船只靠岸时间分别延长到抵埠10天和15天。泰国政府规定香港来的船只必须在柏南河口停泊,待医生登船查验、用药熏洒后,始准靠岸。日本和澳门当局也采取了类似的检疫措施。

    在港英当局看来,疫病的传染是由不洁净物质及拥挤、肮脏环境所引起的,与贫穷华人的“不文明”生活习惯有关,他们决定将太平山附近1200多名居民易地迁居,以切断疫病的传播途径,并调拨100多名营兵分两班督察迁居事务,确认搬迁居民没染上疫病,才可以移居他处。香港洁净局则派差役用药熏蒸,或用石灰水喷洒太平山一带的房屋,但效果有限。6月7日,香港洁净局召开绅商会议,认为太平山为藏污纳垢之地,决定适时将区内350间疫病患者或死者居住过的房屋全部拆毁,不准再建房屋,并进行消毒处理,以免病毒留存。消息传出后,在港华人更为不满和惊恐,担心居无定所更易染病,心想与其客死异乡,不如魂归故里,纷纷逃离香港返回广州、厦门等原籍地。据粤海关统计,1894年从香港来广州的有近60万人次,比1893年增加约7万人次。同年8月,港英当局强行拆毁太平山街一带的房屋。

    据不完全统计,1894年,香港有2552人死于疫病,其中绝大多数为华人,约占当时香港人口的1%。这个甲午年的鼠疫,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瘟疫。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5月1日 总第3519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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