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华东各主要城市相继沦陷，就连各城市的大学也被战火殃及。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的校舍，被日军用作马厩、兵营和伤兵医院；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被日军警备司令部占领、文学院被日军空军司令部占领；南开大学被完全炸毁；上海的学校也受到攻击。由于在敌占区无法继续开展教育事业，各校被迫向西南、西北转移，贷金这一短暂的助学制度也应运而生。
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学生代表关于增加月发放贷金
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呈文（部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情势所趋 建立贷金制度
各学校千辛万苦转移到大后方再起炉灶，本就是困难重重的过程，校舍重建、人员保留，更是需要一笔可观的经费。当时，除了大批在校学生无力负担学费外，还有许多从敌占区撤离的青年，囊匣如洗却企盼就学。在国家经费支绌的情况下，拿出资金来支持鼓励学生继续学业，是否值得？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经过商讨争论后，在1938年2月5日颁发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时办法》，宣布：“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其家在战区、经费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需救济者，得向所在学校申请贷金。”贷金分为全额和半额两种，其具体数目视学校所在地及学生实际需要而定。全额包括膳食贷金与特种贷金，每月法币8元或法币10元；半额只有膳食贷金，每月法币4元或法币5元。
既然是贷金就有“此时借用，彼时奉还”之意。《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贷金偿还办法》规定：“凡毕业证书上所载之贷金，应于就业后第二年开始，向原毕业之学校偿还，每年偿还数目，按其薪资收入至少为5%，偿清期限至多为20年。”贷金制度推行初始，申请公费的旧例还有效，因此学生们对贷金并不感兴趣。经各校对学生们反复解释后，贷金制度才顺利推行。
但是有贷金不等于学生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由于西安临时大学（由平津地区的北洋大学工学院、北平师范大学等为基干设立，后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每个月发放的贷金只有法币6元，这让学生们感到生活困窘。1938年3月，西安临时大学学生代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写了一份呈文。在呈文中陈述，每人每月贷金至少要法币12元方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学习，并在文后附生活费用表具体说明。他们认为列出的都是尽量节省但不可免除的支出，其中包括：每月餐费法币7元、沐浴法币0.8元、洗衣法币0.5元、文具法币1.5元、理发法币0.2元、土布做的鞋袜法币1.8元、肥皂法币0.2元，这些开销正好需要法币12元。
由此可见，学生们是抱着一切从简的态度在校学习，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满足他们的需求。
物价飞涨 生活日益窘迫
虽然贷金制度使无数学子获得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但抗战初期大片国土沦丧，导致国内经济一再恶化。
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杨西孟统计：1938年下半年，昆明薪金的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生活费指数的增长，致使薪金的实际价值急剧降低。老师们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没有积蓄的学生们则更加窘迫，拿到手里的贷金贬值得也越来越厉害，上个月还能勉强维持，这个月就要东拆西借，下个月怎么过都愁得无法想象。
1939年11月，西南联大、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云南大学、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的学生膳食联合会纷纷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称“贷金勉强维持，但区区之数不足以应付当前米价续涨无己之趋势”。为说服教育部提高贷金额度，学生们还附上了花费明细和当地物价表进行具体说明。当时的报刊对此事也进行了相关报道。1940年2月的《抗战导报》第5期提到在大后方的四川，米价在抗战前是每斗法币1元左右，抗战后很快涨到每斗法币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法币9元。此外，柴、盐、油、菜都涨了几倍，师生们吃饭改为喝粥，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
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学生营养不足，影响健康至巨”为由，提高了学生的膳食贷金，但依然难以应付飞涨的物价。7月5日《中国青年》刊文，以戏谑的口气谈到浙江大学（迁贵州）的师范学院，现在要改名叫“稀饭大学”，因为大米实在不够，学生们每日以稀饭充饥。
自食其力 学生坚持学业
由于贷金额度不够，导致学生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去社会上工作，从而保证生活。
1940年9月2日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西南联大的学生们自力奋斗的事情：“一切经济问题的解决，不外开源节流两个法子。”开源主要是在外兼差，职务也是形形色色。大部分学生们选择当家庭教师，此外还有到报馆跑外勤、到电影院里作广告员等等；节流主要是从洗衣和缝补破衣、破袜开始，学生们学着做文具，有的学生甚至还发明了快干墨水、可重复利用的纸张等。生活虽然困顿，可学生们的学业却没停歇。
学生们能够如此毫无怨言地坚持学业，一方面是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大后方物资和经济吃紧的状况无可避免；另一方面也是贷金等公费助学制度在抗战中基本没有中断过，学生如能保证学业成绩优秀、操行良好，还是可以获取相当可观的奖学金、助学金和贷金资源来维持学业。
由于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价值日贬，学生们在当初所领的贷金数额，到偿还时已极低微，计算和手续也十分麻烦。于是，在1943年8月贷金制度取消，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施行到废止虽然仅有5年半，但是贷金制度对中国教育的进步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抗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集中于大城市，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一般百姓可以承受的。抗战后，贷金制度保证了一部分家境清贫的学生，也能依靠政府援助接受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战前高等教育少数化的倾向。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5月15日 总第3525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