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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

作者:徐香花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6-29 星期一

    1921年10月9日是个星期天,又是重阳节,秋风和煦,枣树上挂满了个头饱满的大枣,一场热闹而简朴的婚礼在北京景山东侧的中老胡同5号院一间平房内举行。主婚人是李大钊,新娘名叫缪伯英,新郎名叫何孟雄,因二人名字中含有一“英”一“雄”,因此,他们被称为“英雄夫妻”。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前,全国只有50余名党员,他们两位便名列其中,而缪伯英更是我党第一位女党员。

北京求学 组织工读互助团

    1919年7月,在书香门第长大的缪伯英以湖南长沙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她从三湘大地来到北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里新的学风和自由的空气。缪伯英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各类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上遇见了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生何孟雄,由于二人志向一致、有共同话题,在交往中很快便熟识了起来。在何孟雄的帮助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旁听和听演讲,认识了一批追求真理、勇于社会改革的进步青年,并开始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改造旧社会的相关话题。

1914年至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学系毕业生名册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馆藏

    1920年初,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缪伯英、何孟雄暂停学业,参加了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缪伯英等10多位女同学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组织了北京女子互助团(即北京工读互助团三组),并得到了其父的理解和支持。1月21日,她们在北京《晨报》第七版刊发了《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章程》和“互助团的宣言”等,宣称要秉“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之宗旨,号召“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并“具有毅力”的姐妹们来参加女子工读互助团,以实现“造就社会的新生活”之目标。为了实现改造旧社会、造就新社会的目标,她们积极行动起来,租了位于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房子作为小组的活动地点,开办了裁缝店、洗衣房,并找到了帮人誊抄文件、做家务等工作。同时,她们还坚持抽时间去北京大学听演讲或自学,过起了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

    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自北京女子互助团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其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在短短数月内,一、二、四组皆宣布停办,只有缪伯英她们三组苦苦支撑。1920年9月,《妇女杂志》刊登了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4位女子互助成员的照片,介绍她们的情况。10月,缪伯英所在的三组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手工精制,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地点是在第一院后身,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十七号。”但没过多久,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女子互助团还是被迫解散了。

结识李大钊 成为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

    如何实现自己“造就社会的新生活”之理想呢?缪伯英一时陷入了苦恼中。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彻底摈弃工读互助主义幻想,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那是在工读互助期间的一天,缪伯英到北京大学参加社会活动,当她听完李大钊讲演的《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后,深深为之吸引和震撼。李大钊慷慨地呼吁道:“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热情激昂的话语强烈地冲击着青年学生们的心灵。下课后,缪伯英立即找到李大钊,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看到她如此诚挚,便答应了。

    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很快就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与北大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等人常聚“亢慕义斋”图书室,潜心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和有关十月革命的书籍,还一起动手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重点内容和章节。在此期间,她认真地研读了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并仔细聆听了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课程。通过系统的学习,她逐步认识到,社会积弊太深,改良的道路行不通,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才能粉碎旧政权、改革旧制度。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等人成立了北京最早的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举行了成立大会,缪伯英参加了会议,并成为北京地区第一位女团员。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不久,为了充实党组织力量,李大钊决定从团员中吸收缪伯英、何孟雄、邓中夏、高君宇、李骏5名先进分子入党。21岁的缪伯英,有幸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积劳成疾 英年早逝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缪伯英以自己全部的热情积极投身于群众运动。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并经常深入到丰台、南口、石家庄等地的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8月,她遵照党组织的决定,组织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1923年2月,缪伯英参与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在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后,秘密主持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暴行。为避开北洋政府的追捕,缪伯英、何孟雄迅速离开北京南下,回到了家乡湖南。

    1925年1月,缪伯英来到湖南省会长沙,受省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聘请担任附小主事(即校长),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为我党工作,同时,她还兼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任妇委会书记和省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妇女运动,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海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中。10月,缪伯英、何孟雄奉组织之命到上海开展中共地下斗争工作。由于长期处于险恶的斗争环境,食无定时、居无定所,超负的荷工作让缪伯英积劳成疾。1929年10月,缪伯英最终因伤寒继发脑膜炎住进上海仁济医院救治,但病情不断恶化。临终前,她对丈夫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要续妻志,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续我志。”10月下旬,年仅30岁的缪伯英病逝,走完了她短暂而坚定的革命人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6月26日 总第3543期 第二版

 
 
责任编辑:张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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