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抗战烽火，山河记忆。在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华儿女求仁赴义勇救中国，那些曾经乌发皓齿的热血青年如今多是步履蹒跚的耄耋老人。为了让后人真切地感受那段火与血的历史，让抗战的记忆代代相传、永不磨灭，2012年，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在广泛征集文物的基础上，组织专门力量做抗战老兵口述史调查，2016年起又与南京师范大学合作，在全国大规模寻访抗战老兵，截至目前共采访老兵1500余位，采集老兵手印2000多份。采访时，老兵平均年龄93岁，年龄最小的88岁，年龄最大的112岁。岁月无情，从采访至今，在这1500余位老兵中，已经有近800位永远地离开了。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档案报》文化版与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京师范大学联合推出《口述·抗战老兵的故事》栏目，以10位抗战老兵的口述史为依托，展现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华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的壮举。谨以此向那些用血肉之躯捍卫祖国的抗战老兵们致敬！
老兵档案：
李安平，1926年2月14日出生于河南濮阳，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八路军黄河支队司号员，新四军第3师第8旅第24团司号员、班长，曾参加了江苏阜宁、涟水、滨海、连云港、陈家港等战斗，历经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广西剿匪、抗美援朝等战役、战争。1982年离休。
黄河炸堤后与家人失散
1926年2月14日，我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八公桥乡李油坊村，和父母、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生活在一起。小时候，我家里的生活很苦，吃饭就是把高粱加水跟菜拌起来，然后放在锅里蒸着吃，再弄点高粱打成面糊糊来喝，还腌了点咸萝卜。家里太穷，而读书是要钱的，所以我连学校的门都没有进过。
1938年，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过黄河，把河堤炸开了。那时候是夏天，因为家里热，老百姓都拿个席子在外面睡觉。半夜，大家睡得正熟，不知道黄河开口了，村长一边敲锣一边喊：“跑啊!水来了!”大家赶紧往滑县那边有高山的地方跑。我母亲牵着我和我妹妹跟着人群一块儿跑，我妹妹跑得慢，我母亲光顾着我妹妹了，我被人一挤就和她们挤散了。我跟着人群继续跑，一直跑到了滑县。我们庄上还有十几个小孩也找不到大人了，我们就一起去讨饭吃。开始时，国际救济会在救助点支了几个大锅，用来熬稀饭，为了防止国民党把粮食给当官的，就规定稀饭里插进筷子不能倒，目的就是叫老百姓吃饱。可国民党当官的还是把粮食弄走了一部分，然后掺上沙子。大家都很饿，也不管有没有沙子，吃饱就行。最后人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人一多就闹事，国民党当官的叫人拿着棍子把老百姓都打散了。我们这十几个小孩就顺着黄河往上跑，边跑边讨饭。
从流浪儿到司号员
就在我们流浪时，正好遇到八路军第115师从山西过来，要到山东去。我们这儿原来有个黄河支队，后来与其他部队合编为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长。我想参加他们的部队，但12岁的我还没有枪高，所以他们不要我，叫我回家去。可我家早被黄河淹了。我跟炊事班的老班长要了个饼子吃，看他人好，就一直跟着他，他做饭我帮他烧锅。他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你回家吧!”我说:“我找不到家了!”这个老班长去跟连长说：“这个孩子很苦，他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一直跟着咱们，还有几个孩子也回不去了，你看怎么办呢?”连长说：“现在部队扩大了，通信都要靠号，正好咱们团部要训练司号兵，把他们收去学号吧。”然后他们就收了我们十几个人，编了一个司号排，下面编了3个班，我是第2班的。
那时候，起床、熄灯、吃饭、集合、出发、调动都要吹号：起床号是“答答、滴答、答滴、答答”，所有的连都吹同样的起床号；冲锋号是“滴滴答答滴滴滴、滴答答答滴”，每个连有自己的冲锋号，哪个连吹，哪个连就要冲锋；两个连之间有联系号；调动的时候各连也有自己的号音。
我们司号员的待遇和其他兵一样。发钱的时候，战士发1个铜板，副班长发2个，班长发3个，排长发5个。我们发了铜板以后，就是买点咸菜。那时候纪律很严格，弄坏老百姓的东西要赔，吃了老百姓的饭要给钱，白吃一般要关3天禁闭。关禁闭，就是叫你立正站着不动，有人给送饭吃，但是不能出去，一般站3个小时就累得不行了。
我们支队从滑县出发，准备到山东去，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学吹号，还要跟国民党、红枪会打仗。红枪会是很强的，他们既是国民党的走狗，也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见了八路军就杀。大家为了赶路，只好绕着村子走，但有时候绕着也不行，因为哪里都有他们的人。没办法，我们就和他们打，不打过不去。后来走到洪泽湖的时候，碰到一个叫王光夏的土匪，不让我们过，我们只好在草湖和他打，在那儿耽误了一个多月。
我们在洪泽湖待了一段时间后到了江苏涟水，之后又到了阜宁，跟新四军会合，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我在第8旅第24团当司号员。
坐上“土坦克”去炸碉堡
我在苏北的时候，在阜宁、涟水、陈家港等好几个地方直接和日本人打过。我们住在农村，日本人住在城市，有时候我们晚上会悄悄摸进去打他们。当时，我们的子弹少，主要靠手榴弹，炸药也是自己做的。我们把庙里的钟砸碎，做成手榴弹，然后把炸药装在里面，效果挺厉害的。
日本鬼子很坏，他们经常留一个排驻守在城里，然后叫汉奸给他们垒砌炮楼，在楼上站哨守着，他们自己出去玩。我们一开始没有炮，后来美国轰炸日本东京的时候有一架飞机落到了阜宁，日本人和国民党都要抢，最后被我们抢到了。我们把上面的机关炮拆下来。机关炮的子弹很粗，可以拿去打炮楼，但只有几发子弹，我们舍不得打。飞机的轮胎很好，是胶皮的，枪打不透，可以用来做“土坦克”。我们先用棍子把轮子插起来，把桌子反过来放在地上，在桌面上开个洞，然后把轮子放上去，接着在桌腿上面一边绑两个竹竿，在竹竿上面绑上浸湿的棉被，棉被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枪和手榴弹都打不透，这就叫“土坦克”。打仗的时候，一个人在后面推，一个人在前面拉，再派一个小兵抱着炸药包坐在中间，上面和下面都炸不透，中间很安全。前面拉的人是最危险的，牺牲了好几个。黄玉先指导员跟我说：“小李，你机灵，你去试炸药。”我说:“好!”就抱着炸药包往桌上一坐，后面一个人推，前面一个人拉，往炮楼方向走。之前有的人去了就跑，结果被打伤了。我想千万不能跑，要观察好炮楼的死角，过去直接往死角跑，枪就打不着了，等一等再钻到“土坦克”里。事后，黄指导员夸我说:“你这个小鬼还挺有能耐。”
在八滩打仗的时候，我才16岁，连续炸掉了10个碉堡。黄指导员对我说:“好小子，你可以参加我们党了!”我问：“什么叫‘党’啊?”他告诉我：“就是专门打鬼子、干革命的!”我是1942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黄指导员。入党要宣誓：遵循党章、党纲，遵守党的纪律，保证革命到底。那时，入党一般有3个月的候补期。如果你在3个月内有违背誓言的行为，候补期就要延长3个月，如果还不行，就取消你的党员资格。
入党之后，我被调去给杨得志当勤务员，为他背文件、安排生活。后来，杨得志去延安学习，他对我说:“小李呀，我本来打算把你也带到延安去学习学习，但你太小了。你留下来吧，跟着黄玉先指导员，做他的勤务兵。”所以我就留下来了。黄指导员跟我说：“小李啊，你打仗是个人才，不能只跟着我，你到第3师第8旅第24团第9连当班长去吧!”就这样，我16岁就当上了班长。
1944年在东海县，我们被日本鬼子赶到了海滩上。海滩上几百里路都是芦苇，我们饿了就抓海里的小螃蟹和小虾子吃，渴了就趁下雨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顶在头上接雨，然后一点一点喝。在那儿待了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开始大反攻，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在苏北，大家听到消息以后很高兴，还敲锣打鼓、扭秧歌。全面抗战整整打了8年，中国损失很大，当时有一句话叫：“抗战八年半，流血又流汗!”那时，我也没想回家，因为仗还没打完。后来我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82年正式离休了。
(采访人 王志龙 薛 刚 张英凡 整理人 杨 帆 张旭飞)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供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3日 总第3546期 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