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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报:缘何第257期有两个版本

作者:刘 强

来源:中国档案报

2020-07-13 星期一

    2018年,赣南兴国县某乡村土坯房拆迁,在房屋砖缝里偶然发现了一张1934年12月27日出版的第257期《红色中华》报,该报虽有残损,但内容基本完整,为四开四版铅印,报头印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字样,头版头条标题为《粉碎敌人清剿斗争中的群众游击战》。而翻开1982年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红色中华》报,第257期出版的日期分明是1936年2月19日,报头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头版头条标题为《热烈拿出钱来帮助抗日经费》。为何同一期的《红色中华》报会出现两个版本,而且时间还相差1年多呢?

1934年12月27日,江西瑞金版第257期《红色中华》报。

在瑞金创办机关报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会议开幕当晚,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并发布新闻。同月,中央苏区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提高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加强新闻出版工作等任务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建立健全的党报,反对忽视党报作用的倾向,党报是领导全党的斗争,组织广大群众在党的组织、主张周围的一种最重要的武器,要消灭过去党一贯忽视党报作用的现象,在全党树立对党报的正确观念,建立完善的党报,应看成是党的建设工作重要的一部分。”基于这个决议,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12月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第1期和读者见面。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

    《红色中华》报为铅印报纸,四开四版。初期(第1期至49期)为周刊,后改(第50期至147期)为3日刊,自1934年2月12日出版的第148期以后又改为双日刊。《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苏区最具影响力的党报。苏区的读者亲切地赞誉它是“我们苏维埃人民新生命的表现”“全苏人民的喉舌”。该报主要编辑人员先后有王观澜、周以栗、沙可夫、瞿秋白、李一氓、任质斌等,并在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等系统中组织了400多名通讯员。此报设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和关于红色区域建设、工农通讯以及《红色小词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专栏,新闻写作坚持通俗化方针,要求苏区的“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苏区时期的《红色中华》报配合苏维埃党政中心工作,特别是在为保卫红色政权、开展反“围剿”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作用。高峰时期,该报发行量达4万余份。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在瑞金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刊。据统计,自1931年12月到1934年10月,《红色中华》报在瑞金共出版240期,10月3日为最后1期。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瓦窑堡复刊

1936年2月19日,陕北版第257期《红色中华》报(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离开瑞金,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于1935年11月到达陕北,作为红色政权的喉舌,《红色中华》报亦于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仍沿用苏区原来的报头和期码,从241期编发。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不但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还撰写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在陕北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初为逢一、六出版,后改为每逢三、六、九出版,所以,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1936年2月19日第257期实为陕北版的《红色中华》报。

    陕北版《红色中华》报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充分发挥了红色政权的舆论宣传作用。从1936年12月8日第314期开始,毛泽东为《红色中华》报题写了报头。因时值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缘故,1937年1月25日《红色中华》报(第324期)停刊。29日,《红色中华》(第325期)更名为《新中华报》出版。

留守苏区编委继续办刊

    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离开中央苏区后,《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并没有停刊,而是继续发行。新中国成立后,据当年任《红色中华》报编委委员的韩进等老同志介绍,红军长征前夕《红色中华》报社有5个编委,即瞿秋白、任质斌、徐明正、韩进、谢然之。红军长征时任质斌、徐明正两人随主力部队长征,谢然之叛变投敌,报社编委只剩下瞿秋白和韩进两人。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为了报纸能按时发行,废寝忘食、带病工作,使得红军长征后《红色中华》报仍能每周编2期到3期出版,由于环境不断恶化,最后改为每周1期出版,并按原期数从第241期继续编发,报纸发行主要依靠各地苏维埃政府机关人员负责,发行对象仍是中央苏区军民。

    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军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逼近。1934年11月10日,敌东路第10师抢先占领瑞金县城,“赤都”失陷。《红色中华》报印刷厂被迫从瑞金县迁入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的深山中,编辑部则设在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麟乡井圹村,因征稿困难,报纸的宣传内容主要是以扩红、征粮、开展游击战争、保卫苏区、揭露国民党罪行等为主。因中央苏区大多沦陷,所以报纸发行量锐减,最后每期仅发行两三千份。为了保守秘密,对于红军主力长征的消息《红色中华》报始终只字未提。

    1935年2月,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留守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于于都南部狭小的地区内,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给中央分局发电报,要求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将机关人员和部队分散到各地去打游击,这时报纸已不能再继续出版。根据分局部署,报社工作人员将机器填埋后,于3月4日从于都南部地区进行突围。突围中,大部分工作人员牺牲或失散。瞿秋白则在2月上旬就离开了中央分局驻地井圹村,同何叔衡、邓子恢一道经瑞金县武阳乡往福建省长汀县突围,24日抵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脱险,瞿秋白被国民党军俘获后英勇就义。

    说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红色中华》报第257期为何会有两个版本,且时间相差1年多了。那是因为: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从第241期起继续编发了《红色中华》报,而中央红军1935年11月到达陕北后,复刊《红色中华》报时,由于通讯困难,不知道瞿秋白还在继续编发着《红色中华》报,所以,陕北版的编委们仍然是按照离开苏区时的编号从241期开始编发,从而导致了期号的重复。

    据悉,自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到1935年1月,《红色中华》报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即从241期到264期。目前,已发现的红军长征后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仅有5期,非常珍贵。这是一段在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可磨灭的悲壮历程,同时也在中国革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6月26日 总第3543期 第三版

 
 
责任编辑: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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