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现北京），离开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关于这次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把它称之为“进京赶考”。
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充分的“备考”。3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了报告。12日，他又对这份报告进行了修改，强调“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份报告通过了大会决议。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向城市的战略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全国胜利，并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描绘出宏伟的发展蓝图。
1949年3月12日，毛泽东修改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会议召开的背景
“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毛泽东充分总结解放战争经验并指出，解决这100多万国民党军的方式，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其中，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按我军制度改编；绥远方式就是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过一段时间后再去改编。后来对国民党残余部队，都是用这3种方式解决的，特别是后两种方式的运用，大大加快了全国胜利的进程。
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接管了全国许多城市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会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他还提出了在取得政权后，要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的新任务。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好地执政，具有重大意义。
工作重心转移后，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七届二中全会给出了具体方案。首先是人力问题。毛泽东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方法，强调“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还明确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这些都是城市建设的力量来源。其次是中心工作。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特别在北方老解放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思想也成为我党工作重心战略转移的一个重要体现。
规划新中国的蓝图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划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蓝图。这种规划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三个方面。
政治方面，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拟定了新中国的首都。毛泽东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方面，毛泽东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没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私人资本主义，要采取“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对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另外，必须统制对外贸易，从而加速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外交方面，毛泽东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提出“两个务必”，向全党敲响警钟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可能生长出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6月5日 总第3534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