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开始进行渡江战役，所以渡江战役也叫京沪杭战役。“京”指的是南京，是当时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首都；“沪”是上海，“杭”是杭州。
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南线主力基本被消灭，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指日可待，“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已成为解放区军民的强烈呼声和响亮口号。
1949年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的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部分）。 中央档案馆藏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2月5日，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为了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意图和敌人的江防部署，对我军实施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渡江作战是我军的一个新课题，广大指战员多属北方籍，不习水性，存在种种顾虑；领导干部缺乏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的经验，在无现代化渡河器材的条件下，要突破敌陆海空军组成的长江防线，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但是，在我军渡江正面担任防御的汤恩伯集团战斗力差，缺少骨干力量；长江在5月桃汛之前水流比较平稳，利于我军航渡；南京以西江面较窄，敌防御薄弱，更利于我军组织渡江；芜湖至江阴段，江身逐步向北突出，沪宁芜铁路与江平行，利于我军对敌实施钳形突击和渡江后迅速控制铁路，限制敌机动，并达成对宁、芜、镇地区之敌的合围和分割。这些都是我军夺取渡江作战胜利的有利条件。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其间，毛泽东与邓小平、陈毅等讨论了渡江作战有关事宜。8日，邓小平、陈毅在西柏坡致电刘伯承、粟裕等，告之中央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并指出：为保障渡江作战，我各部的军事准备和部署，力求精细周密，不断告诫干部防止骄傲疏忽。在部队开进期间，集中力量进行有关渡江作战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
3月3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主持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并以总前委名义报告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李达、张际春。
首先，《纲要》判断了蒋军兵力有关情况，指明了渡江目的，提出：“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
其次，《纲要》提出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再次，《纲要》对我军渡江成功后敌可能采取的行动作了如下几种估计：（一）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无锡、上海、杭州等城市，阻绝我东、中集团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宁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路沿线与我决战。（二）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路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纲要》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同时强调，战役成功的关键，是中、东两集团的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但估计东集团在渡江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因此随后又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能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最后，《纲要》提出了渡江作战的部署，规定了渡江地段及展开方向。《纲要》还具体明确了二野、三野各兵团的作战方向、任务及指挥联络等。
4月3日，毛泽东亲笔为中央军委代拟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复电，内容是：“总前委：卯东电悉。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8日，刘伯承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接到总前委《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后，即按照其精神及当前情况，确定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基本部署。与此同时，第三野战军也下达了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
但是，为了促成国共和谈，毛泽东从4月2日至11日，分别致电总前委邓小平、陈毅，第二野战军领导人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第三野战军领导人粟裕、张震，告诉他们：“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
4月18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关于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致总前委的电，指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同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4月20日，南京政府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当晚，由我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率先在安徽枞阳至裕溪口段突破敌人长江防线。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根据毛泽东和朱德发出的《命令》，由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统一指挥的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乘风破浪，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期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23日，我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南进，追击残敌，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6月12日 总第3537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