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也是社会生产中最重要的要素。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人口统计，到清朝时建立了一套名为民数汇报制度的人口统计制度，其中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人口统计数据被耶稣会传教士传到西方，并在当时西方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中起到了参考作用。
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人口统计数据
清朝人口统计制度在沿袭明代制度基础上，于顺治朝和康熙朝时多有演变。
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废除了人头税，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口的增长，也极大减轻了为逃税而隐瞒人口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乾隆五年（1740），制定了新的人口统计制度——民数汇报制度。
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乾隆帝发布上谕，仿照“周官之法”，在之前各省五年编审民数基础上，要求各省以后每年仲冬上报本省各府、州、县的户口增减情况。之后，根据大臣们的商讨修改，确定了这套制度的最终方案：“直省各州县设立保甲门牌，土著、流寓原有册籍可稽。若除去流寓，将土著造报即可得其实数。应令各督抚于每年十一月将户口数与谷数一并造报,番疆苗界不入编审者不在此例。”乾隆朝的人口统计制度——民数汇报制度就此建立。
该民数汇报的流程是：每年仲冬各省向皇帝奏报当年的民数和谷数，随奏折附有民数黄册、谷数黄册；奏折副本、民数清册、谷数清册（内容与黄册相同）咨呈军机处；军机处再将经皇帝朱批的民数、谷数奏折抄录副本；各省同时将民数清册和谷数清册咨报户部,户部在核查后于次年将各省的民数清册和谷数清册汇总合编成一本分省的民数、谷数黄册呈报皇帝,并将抄出的民数、谷数奏折副本移会内阁典籍厅和稽察房。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起，各省不再将民数、谷数奏报皇帝，每年的民数、谷数清册只需咨送户部和军机处，并移会内阁典籍厅即可。
需要注意的是，该民数的统计范围只包括19个直省，不含新疆、西藏、蒙古等地人口，也不含满洲贵族、流寓客民和部分少数民族等人口。而且，民数统计的方式并不是人口普查，而是将往年数据根据“新收”“开除”数来进行统计，所以统计结果与真实人口数值存在不小差异。根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杨方的研究，认为这套制度存在人口动态登记不准确、执行效果差、有过严重漏报或浮报、数据带有随意性和人为性等弊端。但这份数据仍然是那个时候相对较为准确的中国人口统计数据。
乾隆二十六年（1761），各地按例以奏折形式汇报民数、谷数，经统计19省共计有男、妇大小198214555人。这年的民数汇报数据，与其他年份相比并没有出奇之处，但正是这一年的数据，被耶稣会传教士记录下来并传到欧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研究的历史上留下了印迹。
耶稣会与刘松龄、晁俊秀
耶稣会是天主教修会，1534年建立，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传教，他们派出传教士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抵达印度、中国、日本等地传教，这些传教士往往身怀天文、地理、绘画等技艺，客观上在传教之余为中国等国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帮助，很多传教士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刘松龄，1703年出生于卢布尔雅那（现属斯洛文尼亚），1721年在奥地利教区加入耶稣会。1736年，他被派往中国传教，于1738年抵达澳门，然后开始学习中文，并与供职于钦天监的传教士戴进贤、徐懋德、郎世宁等取得了联系。徐懋德等上奏乾隆帝，称刘松龄精通天文历法，推动了刘松龄进京。1739年6月，刘松龄抵达北京。1743年，他被补授钦天监监副一职，协助戴进贤修订《灵台仪象志》。刘松龄于1746年被补授为钦天监监正，成为清朝历史上第八位洋人监正。在钦天监监正任上，刘松龄参与了绘制《新木兰图》、设计和制造天球仪、参与接待波尔都噶尔亚国（葡萄牙）使臣等重要工作。1774年，刘松龄去世，自他抵达中国后再未离开过这片土地。
晁俊秀是从法国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又名赵进修。据上谕档记载，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768年2月1日）清廷允许西洋人赵进修、金济时进京；晁俊秀入京比刘松龄晚将近30年。乾隆五十年（1785）《钦定千叟宴诗》中收录了西洋人赵进修的诗，并记载其时年62岁，可推算晁俊秀为1723年生人，比刘松龄小了整整20岁。
刘松龄和晁俊秀同在钦天监任职，晁俊秀抵京后还是由刘松龄帮助安顿下来的，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有着较多的交往。
人口统计数据的西传及影响
刘松龄和晁俊秀都对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很感兴趣。刘松龄接触到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民数和增长数的数据，并将之记录留存下来，但他并未将这一数据传回欧洲。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二月二十三日，关于直隶民数汇报的奏折（部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晁俊秀一直与在欧洲的友人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他兴趣广泛，曾将中国动物画册寄回欧洲。刘松龄去世后，晁俊秀将刘松龄留下的人口统计数据及自己的注释一起寄回了法国。
在刘松龄记录、晁俊秀传回的这份数据里，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民数总数为198214553人，较去年增长1376576人。人口总数只比原档汇总的总数少2人，分省数据里只有浙江省的民数有误差，已经非常精确。
这份数据之后多次被西方学者引用，据著名明清史专家鞠德源及斯洛文尼亚学者兹马戈·斯密特克考证：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王若瑟（钱德明）记录该数据于《备忘录》第六册及附录中，格鲁贤（又译格罗塞尔）转引王若瑟的数据于《中国概述》中；18世纪末该数据被发表在巴黎的《中国丛刊》上；19世纪，这一数据又被近代著名中国学家雷慕沙收录于《亚洲杂文新编》。
其中，最早引用该数据的是王若瑟的《备忘录》（又名《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录》或《中国杂纂》），全书共16卷，于1776年至1814年间陆续出版。
需要说明的是，王若瑟在《备忘录》第六册及附录中两次引用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人口统计数据略有误差，一次引用的数据与刘松龄记录的数据（包括错误处）完全相同，因此这份数据应是来源于刘松龄和晁俊秀。但另一次引用的数据则比清代奏折的原始数据少837人，原本刘松龄记录错误的浙江省民数数据被改正，但直隶、河南两地数据又出现了新错误，推测可能是王若瑟这次看到了原始数据，且在传抄中发生了“9”抄成“0”、“07”抄成“70”的失误。
这两份数据和原始数据的最大误差也仅有百万分之四，几乎可以忽略，仍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虽然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并不是第一次被介绍到西方，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编辑出版的刊物上报道过清康熙初年的纳税人口（成丁人口）数，但那并非是全国的总民数。1743年，王若瑟也曾估算过中国人口数：将纳税户数乘以6，再加上假设的偷税者数目，得出了2亿人口的数据，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民数总数很接近，但没有分省数据。
只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那份人口统计数据，相对最为精确地反映这年中国腹地各省的人口，这给西方研究中国人口、经济乃至文化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素材。
当时在交通不变的情况下，西方学者多是依靠传教士传来的信息了解中国，而关于中国人口的研究及其衍生学术研究，其源头素材，便有这份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民数数据。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中国有全世界最众多的人口，而人口的增殖需要漫长的历史积累；孟德斯鸠对中国的庞大人口也颇感兴趣，他认为中国人口过剩源于其重农政策；狄德罗认为少数民族从未能改变中国的社会组织及政治结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口极为众多。
斯洛文尼亚学者兹马戈·斯密特克在《中国宫廷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刘松龄》一文中认为：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人口统计数据“促进了许多问题的研究，而这些问题后来被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所关注，例如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魁奈、梅西埃和杜尔哥。他们试图为如此高的人口出生率寻求解释，但最首要的问题是，这么多人是如何维持生计的——仅仅因为气候适宜或土地肥沃，或者是因为工作习惯，特别是高超的农耕技术，还是因为政府的英明治理？所有这些，引发了学者对比欧洲农民与中国农民生存条件的深远思考”。
乾隆二十六年（1761）人口统计数据的西传，只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小事，却促进了启蒙时代的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这充分说明，“一带一路”不仅是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24日 总第3555期 第一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