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訢从军机处散直，出皇宫回到恭王府。自九月三十日辛酉政变以后，扫除了载垣、端方、肃顺等政敌，年仅6岁的载淳当了皇帝，慈安、慈禧两太后垂帘听政，对小叔子奕訢格外倚重。此时，奕訢正值而立之年，身兼议政王、领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职。
如今，朝廷虽然面临内忧外患，却给了奕訢大展宏图的机遇。劳累了一天的恭亲王回府后正想歇息一会儿，门房来报，兵部左侍郎庆英到府求见王爷。尽管感到很诧异，奕訢还是令人把来客领至客厅。
清咸丰十年（1860）八月十二日，兵部右侍郎庆英等奏为大局攸关
请饬令恭亲王进城居住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庆英是谁
这位兵部左侍郎庆英有何来历呢？
任京官前，庆英长期在新疆任职，曾任哈密帮办大臣、和田办事大臣、叶尔羌参赞大臣，其政绩为咸丰帝所认可。咸丰九年（1859）二月，庆英奉调回京，途经乌鲁木齐，曾临时署理乌鲁木齐都统。咸丰十年（1860）三月，庆英到京后即被任命为署理兵部右侍郎，四月补放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恭亲王奕訢此时正管理镶红旗蒙古都统事务，从此与庆英同管镶红旗蒙古旗务，属于正、副手，直属上、下级关系，偶有往来拜会，但从没有过金银财物交结之类的事情。七月间，英法联军进逼京畿，咸丰帝以巡狩的名义带着慈安皇后、懿贵妃和小皇子载淳逃往热河，留下奕訢、桂良（奕訢的岳丈）等在京城与联军交涉，庆英又被任命为署理右翼总兵，和步军统领文祥等协同维护京城治安，也可说是曾与恭亲王共度时艰。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庆英调补兵部左侍郎（正二品），四月起又署理正蓝旗满洲都统事务，正是步步高升、志得意满、官运亨通之际。
两包外币
庆英被请到客厅，宾主落座。令奕訢不解的是，这位兵部左侍郎神色慌张，说话语无伦次，没说几句话，就从怀中取出两个布包放到桌上，恳求奕訢收纳。奕訢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两包用黄金做的钱币，还是外币。奕訢非常惊讶，再三拒绝，庆英坚持不收回。奕訢更加诧异。要说这两包金币对堂堂的恭亲王来讲不算什么，但清代对亲王结交朝臣是有严格限制的，庆英不可能无缘无故到王府送礼。疑惑间，奕訢猛然想起现在有一个案子，庆英牵涉其中，已奉旨交兵部议处，或许他是为此事登门请托？奕訢正要询问，果然见庆英取出兵部议处此案的奏底（奏折底稿），呈给奕訢，并解释说此案实系当年一时荒唐糊涂，没有将动用捐输银两的事情上报，以致今日被议降二级调用。他请求王爷在与两宫太后议奏时，能够“格外恩典”。
奕訢一开始觉得这位侍郎是一时糊涂，贪恋官职，先是多方开导，继而厉色拒绝，让他反省自己，知所愧悚。如果此时庆英知难而退，告罪退出，奕訢也会对他网开一面。没想到庆英见王爷声色俱厉，以为是其诚意表达不够，反而长跪不起，叩求收纳，并且说如果王爷不能赏脸收下，就是不愿意给他恩典了。庆英还说起他从前在正白旗满洲章京任内，屡蒙惠亲王提拔；办理仓案，久为先皇帝嘉许，屡次破格提拔才有今天。惠亲王绵愉是奕訢的叔叔，朝中辈分最高，威望最隆。此时抬出惠亲王和先皇帝做说辞，大言不惭，更令奕訢生厌。庆英又说见恭王爷辛勤清苦，心实不安，无以为赠，不仅仅是专为有事相求，也是要慰劳王爷，表达心意。他一面恳切祈求，一面仓皇退出。奕訢当即将庆英所呈奏底扣留。
旧案重提
那么，庆英到底摊上什么事了呢？
原来，咸丰七年（1857），庆英在任叶尔羌参赞大臣期间，喀什噶尔发生叛乱，难民过多，叶尔羌设立粮台，供给官兵口粮，因无款筹放，庆英商同帮办大臣固庆劝谕捐输，动用捐输银采买小麦抚恤难民、犒赏兵丁及为修理炮台雇人、购买物料等，共用银2400两。当时，庆英恐按例不准报销，没有入奏。账目上留下窟窿，庆英无力赔补。动乱平定后，一些参与者的家产被查抄变卖充公，其中部分被用来置买马鞍、分赏兵丁。为平衡账目，庆英少报了官员捐献的钱款数，又多报了购买物品的用费。咸丰十年（1860）二月初，继任的叶尔羌参赞大臣英蕴等奏叶尔羌抄产案内有官员渔敛索赃等情况，朝廷命令他查清楚。四月，庆英当年的副手、叶尔羌帮办大臣固庆从喀什噶尔告病回京，途中拜会英蕴，告知咸丰七年（1857）军务平静后，抄获的物品都由参赞大臣庆英发交属下变卖，约计变价银项、钱项等共“七千有零”。于是，英蕴奏请朝廷饬令庆英明白回奏。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庆英奏称曾于变价项下动用过钱文为置买马鞍、分赏兵丁之用，恐例不准报销，未敢入奏。此项抄产变价钱文属于官款，当时动用，为何并不声明？实属疏漏。将庆英交兵部议处。
兵部反复查对，庆英漏奏的款项共计钱989串、银2400两，朝廷饬令庆英补缴，由兵部拟定处分。
十一月二十五日，庆英到兵部衙署，听说对其以前在叶尔羌任内的处分已经由兵部议定降二级调用，庆英向承办此事的司员索要奏底阅看。因害怕奏折递上后，朝廷的处分还有可能加重，想起其曾与恭亲王同管镶红旗蒙古旗务，素有往来，庆英决定向恭亲王求告。于是，庆英将奏底揣在怀里带回家中。二十六日，他用积存的俸银陆续买得的外国金币，分作两包，前往恭亲王府求见。
奉旨严审
恭亲王奕訢余怒未息，第二天就上呈了特参兵部左侍郎庆英行贿请求审办的奏折，折中说：“臣仰荷天恩，委以重任，惟知竭尽愚诚，矢公矢慎，何敢稍存私意，见好与人，况迹涉贿赂，尤不敢染取分毫，……伏思庆英前在叶尔羌参赞大臣任内，擅敢将捐输等项银两蒙混销算，经兵部议以降二级调用，实属咎有应得。不但不知愧悔，胆敢取巧于尝试，视臣为何如人？卑鄙钻营，无耻已极，若不据实严参，何以儆官箴而肃政体？相应请旨，将兵部左侍郎庆英即行革职，并请简派大员，严行审办。”并将庆英呈阅的兵部奏底一并呈览，将金钱两包原封封送军机处备查。
当天，内阁接奉上谕：“恭亲王曾经先皇帝简任枢庭，平日公廉谨恪，众所共知。自两宫皇太后特授为议政王，矢勤矢慎，期与在廷诸臣共济艰难，曾不肯以稍存私意见好于人，何况苞苴贿赂。庆英何人，辄敢巧于尝试，卑鄙钻营，胆大无耻，其用心尤为可恶。”令将庆英革职，交刑部会同都察院严行审办，仍将其前在叶尔羌参赞大臣任内办理捐输抄产“蒙混销算”之案一并彻底根究。
发往新疆
经奕訢奏参，由管理刑部事务的军机大臣桂良负责，刑部、都察院等联合调查，确认庆英办理抄产变价和捐输案内，并无侵吞入己的情况，那些与账目不符的银两都被用于犒赏兵丁、修理昭忠祠和给阵亡兵勇修理坟冢等，当时记忆不清，未奏明办理，属于为补全账目而“蒙混销算”；共计少报银3000两、钱980余串，按例以监守自盗论，但叶尔羌案发生在新皇帝颁布恩诏以前，本来勒令赔缴完赃后就可以奏请免罪，而庆英因兵部议定处分降二级调用，便携带金钱，前往恭亲王府行贿，应按恩诏后犯之罪从重定拟。最后，庆英被定“杖一百、徒三年”，发往新疆。这样，庆英担任京官不到两年，就以戴罪之身被发回新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31日 总第3558期 第二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