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纬·孝经援神契》中记载：“小暑后十五日，斗指未，为大暑。”民间谚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从小暑到大暑，正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节。衣冠制度，必与时宜，古人在这个时节会怎样着装呢？《韩非子·五蠹》中记述了尧的生活，其中有“冬日麂裘，夏日葛衣”之句；西蜀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描写宫人夏日纳凉时的情景，称“薄罗衫子透肌肤”；唐代诗人白居易对夏日生活的描写则是“鱼笋朝餐饱，蕉纱暑服轻”。看来，葛、罗、纱一类孔隙稀疏、轻薄透气的衣料是古人夏衣的风尚。我们今天就结合档案文献的记载，来看一看清代人在夏季衣料方面都有哪些传承和喜好。
夏日赐葛是旧俗
葛、罗、纱都是我国自古相沿的夏季衣料，其共同特点是材质天然、分布孔眼、透气性佳以及有较好的吸湿、放湿性，能迅速散发人体的热量，令人在炎炎夏日倍感清爽。在很多文献里，常见葛、纱通用，纱、罗也时时并称，难以一一区分。因此，无论是皇帝的朝服，还是妃嫔们的单衣，夏季多用葛纱裁制。
葛是一种多年生藤本植物，花紫红色，用其纤维可织成葛布、葛纱，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诗经·葛覃》篇中便生动地再现了当时女子采葛织布的场景：“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綌，服之无斁。”意思是爬满山谷的萋萋葛藤，被勤劳的女子采割回家，经过沤泡、蒸煮等工序，织成细密的葛布，称为“絺”；而质地较为粗疏的葛布，则称为“綌”。
葛衣早已成为古人对夏衣的代称。每年端阳节前后，暑气日重，皇帝为表达对臣工的恩遇，往往会赏赐葛、纱、罗等夏季衣料，一般统称为赐葛。古诗中多有描写，杜甫在《端午日赐衣》中写道：“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赞誉帝王所赐的用葛、罗制作的夏衣，轻薄透气，飘逸秀美。白居易《夏日作》中曰：“葛衣疏且单，纱帽轻复宽，一衣与一帽，可以过炎天。”元末明初诗人高启也曾有诗：“去岁端阳直禁闱，新题帖子进彤扉。大官供馔分蒲醑，中使传宣赐葛衣。”在清代《燕京岁时记》中更有农历五月“赐葛”、六月“换葛纱”的记述：“每至六月，自暑伏日起，到处暑日止，百官应服万丝帽、黄葛纱袍。”
清康熙蓝纱织金龙片金边袷朝袍 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代宫廷中，广葛使用较多。在每年的端阳节贡中，来自广东地区的贡物多有增城葛、女儿葛等名色。广东常年气候炎热，因而盛产适宜夏季材质的衣料，特别是各种葛纱。据清代郝玉麟监修的《广东通志》中记载，广葛中以雷葛为最好，另外，还有细滑坚韧、颜色如血色象牙的锦囊葛、产于博罗的善政葛、产于潮阳的凤葛、产于琼州等地的美人葛、产于阳春的春葛和产于广州的龙江葛等等。而质地最为细腻的是产于增城的女儿葛。由此来看，档案中所记载的增城葛、女儿葛似乎是同一种织物的两种不同称谓。这种产自增城的女儿葛纤细如同蝉翼，据说，一匹女儿葛卷起来可以塞进笔管之中，可见其工艺精细至极。
在清代的档案和绘画作品中，皇帝的夏季常服中也常使用葛纱。这些葛纱中有不少是朝臣进贡的衣料，广东进贡的各类广葛就很受青睐。例如，清嘉庆四年（1799）七月十一日，四执库总管张进忠等传嘉庆帝口谕，要做上用广葛长衿袍2件、衫2件、白漳纱衫10件、套裤4副，为此，调用了库贮广葛8匹，其他上用纱、素缎、素纺丝、硬纱、罗、高丽布等各色衣料以及银钮、花钮数量不等。
清代广东进贡的葛纱 故宫博物院藏
在清宫档案中，还有皇帝专门派人定制衣料的记载。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二十一日，总管太监马国用等人拿出一块上用兼丝葛纱样，传乾隆帝旨意：“着交织造安宁，每年照此颜色织新花样上好兼丝葛纱二十匹解京成做上服。钦此。”此后数十年间，苏州织造每年夏季都会进呈皇帝派织的兼丝葛纱衣料。
远涉重洋贡蕉布
在诸多夏季衣料中，为白居易所称道的“蕉纱”，也称蕉布，在我国曾有久远的传承。
正如葛纱、葛布得名于其主要原料葛纤维一样，蕉纱、蕉布顾名思义，主要是以芭蕉纤维为原料织成的衣料。《后汉书·王符传》中有“葛子升越，筩中女布”一句，其注引用沈怀远《南越志》：“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有“广州等调以苎布，端州调以蕉布，康、封二州调以落麻布”的记述。清人李调元《南越笔记》中称：“蕉布黄白相间，以蕉丝为之，出四会者良。……唐时，端、潮贡蕉布，韶贡竹布。竹布产仁化，其竹名曰丹竹。……广人颇重蕉布。出高要、宝查、广利等村者尤美。”可见，我国古代以芭蕉纤维制作衣料的历史悠久，品类多样，蕉布还曾经是名贵的贡品。
蕉布在诸多文学作品也可找到印证。在《金瓶梅》第二十五回中，西门庆派遣来旺前往杭州织造纻丝蟒衣，但还“少两匹蕉布和大红纱蟒衣，一地里拿银子寻不出来”，幸而李瓶儿有玄色蕉布和大红纱，解了西门庆的燃眉之急。后又在第二十七回中写到李瓶儿夏季家常穿的便是白银条纱衫儿、蜜合色纱条线缕金拖泥裙子、大红蕉布比甲。清代屈大均有《蕉布行》一诗，其中写道：“……花练白越细无比，终岁一匹衣其夫。竹与芙蓉亦为布，蝉翼霏霏若烟雾。入筒一端重数铢，拔钗先买芭蕉树。花针挑出似游丝，八熟珍蚕织每迟。增城女葛人皆重，广利娘蕉独不知。”诗中极言蕉布的天然美质和工艺精细，用纤细无比、犹如游丝的芭蕉纤维来织布，即便是熟手，一年也只能织成一匹。可见，蕉布的制作可谓巧夺天工。
在清宫档案中所记述的“蕉布”，则主要是指产自琉球（今日本冲绳县）的贡品。明清时期，琉球与我国的两个王朝先后确立了封贡关系。作为藩属国，琉球的国祚传承须经宗主国的册封，而向明清朝廷定期奉表纳贡，则是政治归顺的直接体现。琉球进贡有常贡、例贡之分，也有谢恩、庆贺等专门进贡，但无论因何而贡，蕉布均被作为主要和特色贡品。在档案中，琉球蕉布分有不同的花色，如青花蕉布、白花蕉布、素花蕉布，也有练蕉布、纹蕉布之分，有时还特地加以修饰，称其为“细嫩土蕉布”。乾隆初期，内务府广储司曾盘点过库存的琉球蕉布情况，最终结果是康熙年间所进贡的花蕉布、土蕉布共732匹，雍正朝至乾隆七年（1742）5次进贡的各色蕉布共690匹，加上土夏布330匹，库贮琉球各色贡布共计1752匹。这些珍贵布匹自康熙朝到盘点库存时已贮存日久，不堪上用。因此，不久之后内务府便向皇帝奏明情况，将这些布匹进行了折价变卖处理。
《胤禛行乐图册·临窗赏荷》 故宫博物院藏
嘉庆、道光年间，皇宫内不再任由蕉布在库中久贮。这一时期的上谕档中数次记载，清帝将琉球所贡蕉布、土夏布、雅扇等物品按等级分别赏赐给了各王公大臣。嘉庆三年（1798），嘉庆帝赏赐王公大臣琉球国所进蕉布等项物品的上谕就是证明，其中写道：“将琉球所进扇四百八十把，蕉布二百四十疋（匹）……分别拟赏开列清单……”后面详细地注明了赏给八阿哥、十一阿哥、绵恩阿哥等“扇各八把、蕉布各二疋（匹）……黄色土夏布各二疋（匹）”，同列者还有怡亲王永琅、御前大臣和珅、福长安等“扇各六把，蕉布各二疋（匹）……”在这份赏赐名单中，“蕉布”成为不可或缺之物，可见清帝对其十分重视。
清嘉庆三年（1798），嘉庆帝赏赐王公大臣琉球国所进蕉布等项物品的上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时至今日，我国的蕉布已难觅实物，而产自琉球故地的蕉布则被视为国宝级的手工艺品。1974年，蕉布被日本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对蕉布传承者的一些实地访谈和调查中，今人可大略了解到蕉布的制作工艺：不是所有的芭蕉都适合作为蕉布的原料，必须是被当地人称为“线芭蕉”的才可以选用。织布所用的植物纤维并不来自于芭蕉叶，而是芭蕉茎秆。每一根芭蕉丝都是手工撕成的，大约100棵芭蕉析出的丝缕，才够织1匹蕉布。这些丝在干燥状态下极易断裂，因此，在纺织过程中要始终注意保持湿润。染料主要来自于八重山及周边的天然植物和泥土中的矿物质，所以，琉球传统蕉布的颜色多是深黄、茶色和灰色。织好的蕉布要在海水里浸泡整晚，然后在阳光下晒，再用清水反复洗净。经过海水、阳光和风的作用，芭蕉纤维才能最终塑形为适合盛暑酷热天气穿用的清灵爽洁的蕉布。
库贮变价惠臣工
清制，内务府广储司六库会定期盘查稽核库存。除核实出入及库存情况外，对那些贮存年久、品类重复或工艺稍次的物品，也会加以甄别，报皇帝同意后在一定范围内变卖，这样既可清理库存、增加收入，又能惠及臣工。这种做法就是档案中记载的“变价”。变价分多种情况，一般物品、罚没物品的变价多在崇文门进行，由崇文门监督主持，崇文门作为户关之一，主要负责征纳出入京师的商货之税。变价的正额税银交户部，盈余税银归内务府。
对于专供皇帝使用的上用衣料和供内廷使用的内用衣料的变价，则与一般物品的处理方式不同，有其特定的规制。且看几份档案的记述。
乾隆八年（1743），内务府查库时发现，广储司缎库存中有上用宁绸4204匹，宫绸1161匹，纱8964匹；经过挑选，其中尚可供上用、内用的宁绸800匹，宫绸161匹，纱2200匹；其余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变色、褪色等问题。“今查内庭等处每年约用绸纱不过二三百匹，至一应赏用，亦无赏宁绸、宫绸、纱匹之例”，因此，内务府向乾隆帝请旨后，除保留少部分之外，其他上万匹绸纱分别按等次变价处理。
乾隆十四年（1749年），总管内务府查库后发现，在各类缎纱纺织品中，存贮年久、稍有变色的已经积累了9798匹，因此，奏请乾隆帝：“此项缎纱若不酌量料理，久存库内，徒致糟旧。再，现今京市所卖缎匹，颜色丝料不及库缎，且价值与库缎不甚悬殊。请将此项缎纱按照江宁织办工料定价，分别颜色高下，量为增减。王公大臣官员人等如有情愿买用者，即按价交银买用。”此项奏请最终得旨允准。由上可知，这些库贮纺织品因时间太久，有的已经略有变色或变质，不能再供上用；但这些物品与京城市面销售的同类织物相比，其在工艺、配色方面仍有优势。在变价时，内务府基本是参照江宁织造的工料成本来定价的，同时，对购买群体的身份也是加以框限的，必须是“王公大臣官员人等”。当时，毕竟衣冠服色关乎礼仪，内造上用、内用衣料，可以降为官用，却不能不加限制地任其流入民间。
乾隆二十五年（1760），内务府陆续整理出缎纱绫绸等1.1万多件，从中拣选出不堪上用的缎纱共计5843匹，另有高丽布1.1万多匹，准备进行变价，预估价银为6.1万多两。但是，此次变价衣料的情况比之前复杂，“内有王公大臣等必用之物，亦有下色零星物件应交崇文门变价者”，因此，内务俯将红绿等所谓“下色”的缎纱、零碎袍褂料等共计6687件交给崇文门变价，价银1.4万多两；其余缎纱绫葛被均匀分为418份，让王公大臣们按份认购。但历经整整一年，才售出了293份。为了尽快清售变现，内务府最终找来了皇商王起凤，将剩余的缎纱布匹等打包转售给他，并限期一年交齐价银。
由此可见，内务府变价物品并不一定都是在崇文门发卖，而是要依据物品原本的使用范围来进行区分。但在实际操作时，变价也可采用多种方式组合，有其机变之处。像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变价，因物品种类繁杂，旷日持久，最终内务府不得不选择了对口服务的皇商接盘。商人言明，要依照时节拆零售卖，从内务府到皇帝本人都默认了这种方式。可想而知，这些最终流入京师市面的缎纱绫葛中，有不恤工本、精心织办的内造衣料，也有远涉风涛、跨越边境的异国珍贡，这对于王公官员和京师百姓来说，实属受惠捡漏。
相较于富甲天下的帝王们，白居易在《夏日闲放》一诗中所描摹的意境则另有一番闲适之情：“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静室深下帘，小庭新扫地。褰裳复岸帻，闲傲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凉一觉睡。午餐何所有，鱼肉一两味。夏服亦无多，蕉纱三五事。资身既给足，长物徒烦费。若比箪瓢人，吾今太富贵。”极暑天气，适体的夏衣有三五件便足矣。虽时有热浪蒸腾，蝉噪声声，何妨静观石生青苔，闲听槐花坠地，身无长物，心无尘念，清凉自生。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7月31日 总第3558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