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令后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就连“连接河朔，北伐中原”的宋代抗金名将岳飞也曾发出过“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诚所谓：“千金易得，知音难求。”北宋名琴“松风清节”在流传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知音让琴”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从伯牙、子期的故事说起……
北宋 “松风清节”琴正面、背面 吉林省博物馆藏
高山流水遇知音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幅元代画家王振鹏的《伯牙鼓琴图》。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是古代艺术家们最钟爱的题材之一。相传，在战国以前，有一位弹琴水平很高的乐师，唤作伯牙。伯牙弹起琴来，就连正在吃草的马儿都要抬起头来静听，正所谓“伯牙鼓琴，六马仰秣”。一天，伯牙弹琴志在高山，一位樵夫听后说道：“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于是，伯牙转而志在流水，樵夫接着说道：“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十分惊讶！不想此人竟能听懂他琴中之意，而听琴者正是子期。这个故事最先见于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著的《列子》，到秦国国相吕不韦及其门人编纂的《吕氏春秋》中，故事又有了发展：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
北宋 “松风清节”琴 琴名 吉林省博物馆藏
《伯牙鼓琴图》画的正是“伯牙鼓琴，子期善听”的场景：伯牙坐于石上抚琴，只见他宽衣博带、袒胸露臂、长髯及腹，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子期坐于对面静听，他衣带飘飘，俯首沉思，已然入神。他那微微翘起的脚尖儿，似乎正是被音乐所提起；紧扣的双手，也好像正合着音乐的节奏相击，听得如此着迷，难怪“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了。
当然，这幅图中的伯牙、子期，经过了王振鹏的艺术加工。子期已不再是樵夫，还有两位童子在侧服侍，伯牙所用之琴也是魏晋以后方才定型的形制，琴旁还放上了香炉。这一切都使得这幅图更加符合宋、元文人对于伯牙、子期的想象。在宋代琴人田芝翁所著的《太古遗音》中，我们也发现了一条有意思的史料：“（子期）少与伯牙同事成连先生，授百二十曲。”也就是说伯牙、子期年少时曾一同拜成连先生为师，学习古琴。有了这条宋人的记述，再来理解二人为何能如此心意相通，就容易得多了。
通过琴音听懂对方心意的“知音”之情当然是令人神往的。想当年，岳飞将军有气吞山河之才，收复河山之志，可惜一生未能觅得知音，令人扼腕！
又一千年后，在近代的古琴收藏中，围绕北宋名琴“松风清节”，也曾发生过“知音让琴”之事。让琴的两位主人公都是鼎鼎大名之人：一位是文物收藏大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一位是文物鉴定名家、“京城第一大玩家”的王世襄。那么，二位所让之“松风清节”琴又是怎样一张名琴呢？
“松风清节”名琴传
北宋“松风清节”琴为仲尼式样，与《伯牙鼓琴图》中伯牙所弹之琴的形制相同。
这张琴由桐木斫成，上髹栗壳色漆，间施朱漆，漆面随着时间的累积，形成蛇腹与冰裂断纹。琴面上镶十三枚玉徽，琴背栓弦之琴轸与雁足也为玉制。七根朱弦排列琴上，让人想起北宋黄庭坚的“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之句。琴背龙池上方刻有楷书“松风清节”琴名，琴名下龙池、凤沼均为长方形。在龙池处向琴腹望去，可以看到六边形小木块拼接的痕迹，可知此琴为“百衲琴”。所谓“百衲琴”，就是用很多小木块拼接成琴。有点类似僧人百衲衣的做法。百衲琴有真百衲琴与假百衲琴之分，真百衲琴即是真的用小木块拼接成琴；假百衲琴则是用整块木头做好琴后，在琴上贴六边形小木块或是做出小木块的纹路，“松风清节”琴便是假百衲琴。
龙池内除能看到假百衲琴的纹路外，还刻有楷书腹款：“大唐贞观五年，雷击良才，雷霄监制百衲。”当代琴学大家郑珉中曾在《谈吉林省博物馆藏“松风清节”琴》一文中说：“贞观五年（631）是唐朝建国的第14年，一个监制古琴的大家，其年龄总不该小于中年，按照这则腹款推论，隋代就应有雷霄这样一位斫琴家了。如果这个推论能够成立，则‘松风清节’琴所刻腹款与唐、宋、元人对雷氏琴制作年代的记述就大相悖谬了。”除解释了腹款问题外，郑珉中在文章最后还得出“松风清节”琴是一张北宋人仿造的唐琴，但仍不失为一件有价值的历史文物的结论。
就目前保存的文献来看，“松风清节”琴未在清代以前的文献中出现过。直至民国初年，它才出现在书法家、收藏家冯恕（1867-1948）家中。冯恕是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大清海军部军枢司司长、海军协都统。他曾参与创办北京首家民族资本电业公司。由于他书法出众，当时北京的商号多找其题字，一度有“有匾皆有恕，无腔不学程（程砚秋）”的说法。冯恕收藏甚多，最为著名的是与好友叶恭绰、郑洪年一起抢救的，即将流失海外的国宝毛公鼎。冯恕去世后，家人遵嘱将他收藏的147件古物与17650册藏书捐献国家。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等人还于1950年向其后代颁发了奖状。
冯恕的儿子冯大生曾学琴于古琴名家“广陵正宗”黄勉之（1853-1919）。少年时，黄勉之为求得广陵派真传，不惜削发为僧，向枯木禅师学琴，后终有所成，并于京城宣武门城南的巷子里开设“金陵琴社”。皇亲国戚溥洞、叶诗梦；军机大臣张之洞；“九嶷派”创始人杨宗稷和贩卖棉线的小贩贾阔峰等人均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松风清节”琴逐渐在晚清、民国年间成为京城琴坛上的重器。1948年，冯恕去世后，“松风清节”琴出现在北平（今北京）琉璃厂文物商店“蕉叶山房”中。“蕉叶山房”是清末、民国初年著名的古琴商店，掌柜张瑞珊琴学造诣极深，弹琴、修琴皆擅长，并曾与清末小说家《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合作有《十一弦馆琴谱》传世。此时，恰好琴学大家、“今虞琴社”社长查阜西来京会友，在“蕉叶山房”见到了“松风清节”琴，他爱不释手，愿意出重金收琴，可惜因时局有变而未果。
伯驹、世襄是知音
1948年，北京大学举办漆器展览，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将这张琴从古玩店中借出参展数月。展览结束后，此琴被送至王世襄家中，由王世襄夫人袁荃猷试弹，经手人开出不能低于400美元的高价，且只收美元。
这时，王世襄正受故宫博物院委派，在美国洛氏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下，赴美国、加拿大的博物馆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学习。当时，故宫博物院只有一个出国考察的名额，为什么给了王世襄呢？一来，王世襄精通英语，是故宫博物院员工中少有的可以不带翻译能够直接与外国专家沟通的人才。再者，他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文物两三千件，居功至伟。因此，院长马衡就把名额给了他。
也是在1945年，王世襄与14岁便跟随汪孟舒学琴的袁荃猷结婚，汪孟舒是叶诗梦的高徒，曾收藏有“春雷”“枯木龙吟”等名琴。成婚后，为其妻学琴方便，王世襄特意延请古琴名家管平湖做其妻的古琴老师。王、管两家有着极深的渊源。王世襄的舅舅、著名画家金北楼曾学画于管平湖的父亲管念慈，管念慈曾是清宫如意馆馆长，他去世后，管平湖又跟随金北楼学画。此时，郑珉中也正学琴于管平湖，袁荃猷刚转去管平湖处学琴时，有点儿跟不上，便请管平湖介绍一位弟子，带她课下温琴，于是，管平湖介绍了郑珉中。除跟随管平湖学琴外，王世襄夫妇还于1947年与管平湖、张伯驹等人一同发起了“北平琴学社”，并常与古琴名家关仲航、溥雪斋、杨葆元等人举办雅集，与古琴界的联系愈发密切。
王世襄收藏古琴的活动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据不完全统计，王世襄曾收藏过十张古琴，其中至少有七张琴是1946年至1948年间收藏的：一、1946年收锡宝臣旧藏明代“金声”蕉叶式琴；二、1946年收关仲航旧藏元代朱致远仲尼式琴；三、1947年得关仲航赠明代凤嗉式琴；四、1947年以微值于北平地安门外万宝兴古玩店收宋代朱晦翁（朱熹）藏仲尼式琴；五、1947年于秦老胡同曾家收宋代“高山流水”仲尼式琴；六、1948年收冯恕旧藏宋代“松风清节”琴；七、1948年收锡宝臣旧藏唐代“大圣遗音”琴。
袁荃猷试弹“松风清节”琴后，在日记中写道：“将至德（‘大圣遗音’）取出与‘松风’比长短大小，用尺仔细量好，作图寄畅安（王世襄）；中午接畅安十二月二十一日信，知仍欲找‘松风’。”“星期四，晴。上午给畅安写信，午后珉中来，谈‘松风’事，约明日听讯。晚弹梅捎（梢）月，顿觉味不同。”王世襄夫妇因手边没有那么多钱，琴暂时被经手人取回。巧的是，王世襄在赴美考察前，找到一张其母生前留下的外国银行存单，账上还有340余美元。不过这个银行在北平早已没有业务，王世襄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它带在了身上。就在王世襄赴美考察博物馆的第一站时，他便将钱如数取了出来。
不过，当时从国外向国内汇款还不是很方便，于是王世襄想出将美元塞进寄照片的夹板中，冒着邮件丢失的风险寄回国内。后来，他回忆说：“邮件丢失，美钞便一下子化为乌有。但当时我对该琴的占有欲很强，冒险也在所不惜。”最后，袁荃猷与经手人反复商议，最终以琴价300美元、佣金30美元成交。“松风清节”琴终于到了王世襄夫妇的手中。
王世襄在《自珍集》序中写道：“人或称我收藏家，必起立正襟而对曰‘实不敢当！实不敢当！’古代名家，姑置勿论。近现代允称收藏家者，如朱翼庵先生之于碑帖，朱桂辛先生之于丝绣，张伯驹先生之于书画，周叔弢先生之于古籍，学识之外，更雄于资财。以我之家庭背景、个人经历，实不具备收藏家条件。”
由此可见，王世襄对张伯驹是十分尊敬的。王世襄曾云：“我和伯驹先生相识颇晚，1945年秋由渝来京，担任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才去拜见他。旋因时常和载润、溥雪斋、余嘉锡几位前辈在伯驹先生家中相聚。很快就熟稔起来。”
1947年，王世襄很想做些书画著录方面的研究，便想去张伯驹处看他花费4万大洋收藏的《平复帖》，不想张伯驹却说：“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平复帖》太麻烦了，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就这样，王世襄把《平复帖》小心翼翼地捧回家。他看了一个多月后，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张伯驹。通过这次借阅，王世襄完成了《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一文，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一期上。
王世襄曾言：“将《平复帖》请回家来，我连想都没敢想过，而是伯驹先生主动提出来的。那时，我们相识才只有两年，不能说已有深交。对这一桩不可思议的翰墨因缘，多年来我一直感到十分难得，故也特别珍惜。仅此就足以说明伯驹先生是多么信任朋友，笃于道谊。对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想做一点有关文物的工作，是多么竭诚地支持！”可见，二人虽交往时间不长，却惺惺相惜，也算得上是知音了。
“知音让琴”美名传
1961年，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受陈毅元帅之托，引荐张伯驹夫妇到吉林省博物馆工作，张伯驹任第一副馆长。调任后，张伯驹鉴于吉林省博物馆当时藏品薄弱的现状，慷慨解囊，无偿捐赠了他收藏的几十件书画作品，包括唐人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代赵伯啸的《白云仙乔图》卷、元代赵子昂的《篆书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兰图》轴等。
元代 王振鹏 《伯牙鼓琴图》（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除此之外，张伯驹还努力收购文物，极力拓展吉林省博物馆的藏品规模。1963年3月22日，他专门写信给王世襄拟收购“松风清节”琴，信札中写道：“琴事已经评审委会决定，今日又特提出增为一千元整数，然兄仍不免吃亏，只有代馆感谢而已。”31日，他在信札中写道：“来函奉悉。款收到，请写一收条，迳寄博物馆为荷。”由此可知，在张伯驹斡旋下王世襄夫妇以1000元的价格转让了“松风清节”琴，该琴从此入藏吉林省博物馆，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当王世襄将这一经过告诉郑珉中后，他笑着说：“你可赔了。1948年的330美元比1960年的1000元人民币价值要高。”王世襄却说：“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美钞没有寄丢，就够幸运的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14日 总第3564期 第四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