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6日中午，凄厉的防空警报在上海城区骤然鸣响，空袭来临。据记载，从中午12时25分到下午1时53分，国民党空军共派出4批次17架轰炸机，在上海市区投弹48枚，重点对电力、供水、机电等生产企业进行轰炸。其中以当时上海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美商上海电力公司（今杨树浦发电厂）受创最重，厂区共遭12枚炸弹命中，其中9枚命中发电厂的厂房设备，输煤设备全部被炸毁；另有13台锅炉和6台汽轮机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一台主发电机严重受损，不得不停止发电。此外，南市华商电力公司（今南市发电厂）、重庆南路法商电力公司（后并入南市发电厂）、闸北英商电力公司（今闸北发电厂）等电力企业也受到重创。当晚，有“不夜城”之称的上海陷入一片黑暗。
损失惨痛
1949年10月至1950年年初，国民党空军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待组建，空中防卫力量薄弱的缝隙，利用上海附近还没解放的舟山机场频繁起飞，对上海进行了近20次的空中攻击，投弹360多枚。1950年1月7日至2月6日，国民党空军又连续4次对上海的电力及城市重要设施进行攻击，其中以2月6日最为猛烈，史称“二六大轰炸”。
频繁的空袭给上海造成了严重损失。全市发电能力从25万千瓦下降到4000千瓦，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大多数街区电力供应中断，许多商店关门停业，限电管制使得每户家庭每天只能点一盏电灯半小时。由于自来水供应系统也遭到空袭破坏，供水出现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无水冲洗。
更严重的是，据档案史料记载，“二六大轰炸”共造成1448人伤亡（其中死亡583人），1180间房屋损坏。前后累计，近20次的空袭共给上海人民造成2300余人伤亡、毁坏房屋2300余间的重大损失。
“二六大轰炸”之后，上海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力保重要战略物资和市民的安全，并组织力量修复遭到破坏的电力设施。经过42小时05分钟的抢修，全市基本恢复正常供电，然而工业生产和市民的正常生活仍然受到了较大影响。
敌机多次轰炸的目标，都是针对一些刚刚恢复生产的发电厂、造船厂等企业，打击精准，这绝不是偶然，而是需要地面的配合，应该是有预谋的联合行动。而国民党空中与地面配合的手段，主要依靠事先潜伏在城市某处或多处的特务电台指引目标。
保卫上海的当务之急就是消灭国民党的潜伏电台。
发现线索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面对频繁遭受轰炸的厂房码头和头破血流的上海民众，焦虑万分。他要求负责侦查工作的社会处（后改政保处）三室主任王征明（后任政保处处长），把手头掌握的敌特电台案件重新捋一遍，一定要一个不漏地仔细研究，排查线索，扩大搜查，采取措施，务必及时破案。随后，王征明把任务具体落实到了三室一科（即侦查科）。同时，北京的相关部门对上海的情况也十分重视。
在1950年1月上旬，公安部就曾通报上海市公安局：“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旧币），以汪洋名义，由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施家瑞收。”对于这个叫吴思源的人，上海市公安局已经是第二次收到来自北京的通报了。早在1949年10月，公安部就向上海市公安局通报过一次：“保密局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总台通报。”尽管情报确凿，然而仅靠这个消息，要从当时已经拥有600万人口的上海捞出一个没有任何其他参照信息的人，却是难于上青天啊！侦查员查遍了上海户籍资料，对吴思源及其谐音“吴思远”“吴四元”“胡思源”等人名，一个一个核查，来回过筛，耗时近2个月，仍没能找到可以与情报对上号的具体对象。
上海解放初期，沪港之间银行汇兑业务已经停止，从香港拨汇上海的款项，都是由香港银行委托上海一些私营贸易公司代转。1950年1月10日，侦查员逐家调查了经营这项汇款业务的公司，发现汇给吴思源的经费，是由位于上海市北京东路41号合众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代转的。侦查员在这家公司的香港汇款、收款人名单中，查到：“施家瑞，林森中路567弄14号，1949年11月5日汇入775万元（旧币）。”
“施家瑞”这一名字让侦查员眼前顿觉一亮。1950年1月11日，侦查员查明：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人，家庭成员有父母、妻、子及妹妹一家。施家瑞的父亲施肖莲是光复西路56号“振记瓷器店”的老板。通过调查，侦查员并未发现施氏父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但特务机关汇给吴思源的经费，确实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去。侦查员又通过“振记瓷器店”的户籍册了解到瓷器店的人员构成：店主施肖莲，账房许重庆，职员施家瑞、张光隆，跑街罗炳乾（家住福佑路362号），学徒赵骥良。
对于这些发现，扬帆非常重视。1950年1月11日晚，他亲自召集王征明和全体办案人员，听取了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扬帆说：“目前这一发现非常重要，但吴思源究竟是施家瑞的化名，还是另有其人，电台藏在什么地方等等，还有待进一步侦查。最近敌机空袭越来越频繁，公安部和市委要求限期破案，必须集中力量重点侦破。”他勉励侦查人员再接再厉，对已发现人员严密监控，但要防止打草惊蛇，迅速查明吴思源其人，尽早破案。
“振记瓷器店”是一家刚刚开张的商铺，登记日期是1949年12月1日。店铺在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桥堍下100米开外的棚户区，背靠苏州河。店铺面向一条叫光复西路的小马路，马路对面是造币厂的高围墙，地形及环境很不利于侦查员隐蔽，难以进行建点监控。时值1月中旬，数九隆冬，侦查员化装成路人、摊贩或三轮车夫，冒着严寒，随小马路上的人流来回移动，但眼睛始终不离路边的瓷器店。
侦查员经过连续6天的观察，发现小店门面冷清，每天只有几笔生意可做，却雇了四五个员工，按这样的营业额，只怕连保本都做不到，凭什么养这么多员工？侦查员怀疑施家瑞领取特务经费20天后，小店开张营业，很可能就是用这笔钱作为本金，来维持他赔本的买卖。醉翁之意原来不在酒啊！小店在册员工登记有6人，几天下来，其他5人在店内都出现过，唯独跑街罗炳乾从没露过面。
罗炳乾家住福佑路362号，是施家瑞的妹夫。侦查员在跟踪施家瑞时，曾两次到福佑路附近“脱梢”，施家瑞很可能是去了罗炳乾家。这个跑街妹夫不仅看不到他跑街，相反还要大舅哥三天两头上门找，这谱摆得也忒大了吧？种种蹊跷暴露出太多的不正常。侦查员灵光乍现，推测此人会不会就是几个月来不知所踪的“吴思源”？
随即福佑路362号被侦查员作为目标之一列入监控范围。但此处是南市老城厢的一条小巷子，环境逼仄，外线监控更困难，一时间难有作为。
敌机的空袭仍在继续，侦查人员却并无突破。一天深夜，扬帆打电话到侦查科了解情况。问毕，他对科长说：“下次敌机再轰炸，我建议你到现场看一下，再跟全科同志讲一讲敌人轰炸和全市人民反轰炸的情况。”机敏过人的科长哪里会不明白，扬帆这是在拿上海人民所蒙受的苦难刺激他，为的是激起全体侦查员的斗志。
（未完待续）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0年8月14日 总第3564期 第三版 | 